毛主席语录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引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 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 罪恶累累的孔府 孔府是孔丘的嫡系后裔（长支）盘踞的地方。 孔丘（公元前五五一一四七九年)，字仲尼，排行第二，人们叫他孔老二。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当时，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孔老二顽固地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妄图阻挡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毕生为维护和复辟奴隶制而奔走卖命。 孔丘在世时并不怎样得志，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掌握各国实权的大夫们，都拒绝接受他的主张，他到处碰壁，“累累若丧家之狗”。但在孔丘死后，随着地主阶级专政的逐渐巩固，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欺骗农民，他们发现孔丘那套维护奴隶制的“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对维护封建制度很是有用，这样，已经死去几百年的孔丘，就被权势者们抬了起来。什么“至圣先师”，什么“万世师表”，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六卷第316页) 许多封建帝王为了推行孔孟之道，又对孔丘的嫡裔，人加“眷顾”，“"优渥”，把他们当成“”圣人”的化身一一“小圣人”。从汉代起，皇帝开始给孔丘子孙封爵，到了宋代圣人”的地位固定下来，“圣裔”的封爵也成为固定的了，叫做“衍圣公”，此后的孔府就叫"衍圣公府”。 “衍圣公府”不仅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贵族地主庄园，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封建小朝廷，尤其重要的是：它还以“先圣”的独有身份，成为那些反动统治者宣扬、推行孔孟之道的黑样板和黑据点。清乾隆皇帝弘历到曲阜去祭孔时，曾写过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岂为卿家荣幸独，崇儒雅化示寰瀛”。意思是说，我们作皇帝的给了你家许多特权，那里单单是为你家增添光荣，我们这样做，更主要的是向天下表示我们尊儒，要人们信仰孔孟之道。短短两句诗，完全暴露了封建政府、孔孟之道和孔府三者之间的罪恶关系，也说明了孔府不同于 一般地主庄园的本质特点。 为了配合批林批孔，我们在对孔府罪恶进行调查的基础上，编写了这本小册子，借以揭开孔府的画皮，看看这个被那些反动统治者奉为神圣的“圣人家”究竟是什么货色，有些什 ==========第1页========== 么滔天罪行，从而进一步揭露孔丘的反动思想和林彪吹捧孔孟之道的罪恶用心。 血债累累的复辟世家 座落在曲阜县城里的“衍圣公府”，占地一百多亩，一片乌乌压压的古建筑，三启黑漆大门，门楹上挂着一副金字对联，写的是： “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 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 上联的意思是：他家是跟反动政权同乐的一个富贵荣华的公爵府第，下联的意思是：他家是同天一样长久的、宣扬孔孟之道的“圣人”之家。这样一副简单的对联，充分表现出孔府与反动统治者的密切关系。当年孔丘的老窝，本来只有几间小屋，可是为什么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高，成了一座显赫的贵族宅第呢？孔老二自己，虽然整天想做官，也做过两任官，但大半辈子时间只有一个贵族身份；那么又为什么他的历代裔孙，一生下来就是公爵，“安富尊荣”远在老祖宗之上呢？ 这是因为，孔丘的思想中，最核心的东西是“克己复礼”。他竭力鼓吹复古倒退，拚命维护旧制度，旧事物；反对革新，反对革命，反对前进，反对新生事物。所以，随着地主阶级地位逐步向反面转化，孔丘的复礼思想，成了要求保守，反对革命的统治阶级的法宝，孔丘受到重视，子孙们也就跟着升官发财起来。 反动派培植的“复礼”标本 孔府之成为一个“府”，是汉朝的事。汉武帝刘彻时，虽然董仲舒曾叫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刘彻对法家并不嫉视，他在许多重大政治，经济政策上，用的仍然是法家的主张，他任用的官吏如桑弘羊等，也是法家。这时孔丘的嫡裔，也不过当一名博士，象普通的儒生一样。 到汉元帝刘奭的时候，尊儒反法，真正奉行儒家学说，孔丘的子孙才开始被重视起来封孔丘十三代孙孔霸为关内侯，赐食邑八百户，黄金二百斤，宅一区，并且世袭封爵。这时候的孔府，开始成了侯爵府第。当时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一方面，豪族地主大肆兼并农民的土地，“强者规田以干数”，另一方面，“弱者曾无立锥之地”。广大劳动人民在地主阶级残酷的压榨下，无法生活，挣扎在死亡线上，人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汉书.贡禹传》)革命风暴一触即发。刘奭之所以要厚封孔霸来表示尊孔，显然看出了“克己复礼”、反对“犯上作乱”等孔丘思想，对统治阶级有着武力或霸权所起不到的作用，能帮助他们欺骗劳动人民，维护封建统治，度过“危难”时期。此后，到公元一年（汉元始元年）平帝刘衎追谥孔丘为“褒成宣尼公”，同时，封孔丘十六代孙孔均为 ==========第2页========== 褒成侯，赐食邑二干户。更扩充太学，增加博士，兴建学舍，普设经师，大事宣扬孔孟之道和培养儒家队伍。 唐宋两代，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向后期过渡，孔丘越来越成为神圣的偶像；他的嫡裔的地位，也跟着一步步高升。七三九年（开元二十七年），唐玄宗李隆基追谥孔丘为"文宣王” ,同时将“圣裔”由侯爵上升为公爵，封孔丘的三十五代孙孔燧之为“文宣公”。一O一二 年（宋大中祥符五年），宋真宗赵恒把孔丘抬上“至圣文宣王”的宝座，一○五五年（宋至和二年)，宋仁宗赵祯又封孔丘的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为“衍圣公”。此后代代世袭“衍圣公”封爵，一直继续了八百多年。 必须指出，自汉元帝以后，儒家学说虽然被定为官方正统思想，孔丘偶像虽然不断被用白粉化装起来，孔府的地位，虽然也跟着扶摇直上，但是，地主阶级中一些主张革新的政治家，并不曾完全受儒家思潮的裹胁，他们往往从先秦法家学说中找寻思想武器，对孔孟之道进行时缓时急的批评；对统治政策提出这样那样的改革，从而，孔府的地位，也随之受到或大或小的影响。最突出的例子，要算北宋王安石裁减林庙户的斗争。 原来，有些帝王在追谥孔丘和加封“圣裔”吋，总要同时拨给孔府庙户，林户五、六十人不等，说是供林庙洒扫，实际是给孔府做农奴。一○四四年（宋庆历四年），兖州知府为了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请求裁减庙户人数，遭到当权者的反对，他们说：“此事比寻常利害不同，自是朝廷崇奉先师美事。仁义可息，则此人数可减，吾辈虽行，他人必复之。”（意思是：我们如果把它减了，将来一定会有人恢复起来。)(《阙里文献考》卷二十六)事情就此作罢。这说明，触犯孔府利益的一点微小的改变，也是很困难的。过了二十几年，具有法家思想的地主阶级改革家王安石担任宰相，推行新法，一下子将庙户由五十人裁减为三十人，林户由五人减至三人。这个措施，对孔府的“尊荣”无疑是一个打击，对那些尊孔的卫道者们，也是个警告。这个规定，坚持实行了二十年，到了顽固派的代表司马光当了宰相，就又倒退了回去。 这一次裁减林庙户只不过动了孔家的一根毫毛，比之劳动人民的反孔运动来，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它却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是封建社会中长期进行的儒法斗争的一个侧面。当时，正是程颢、程颐发展孔孟之道创立反动理学的时候，代表着法家传统的主安石，敢于向孔丘挑战，敢于削减孔府的特权，表现了法家人物的革新精神。 明清两代，中国封建社会日趋衰落和崩溃，孔丘思想的反动作用，对于统治阶级来说 也就日益显得重要，他们同孔府的关系就拉得更紧了。如一五三O年（明嘉靖九年），明世宗 朱厚璁把孔老二捧上了“至圣先师”的宝座。孔丘这具僵尸和孔府，对这些封建统治者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明代的第八个皇帝宪宗朱见深，把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晰。他说；历代封建统治者“孰不赖孔子之道以为治？其尊崇之礼，愈久而愈彰，愈远而愈盛。”（《成化四年碑》)封建社会愈是衰朽，尊孔的烦琐仪式愈加隆重。这两句话，确实道出了封建统治者同孔孟之道之间关系的特点。 清王朝统治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纵横交织，封建制度摇摇欲坠，因而尊孔活动就更加离奇频繁。顺治皇帝福临加给孔老二一个“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的冗长称号，又给“衍圣公”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衔。雍正皇帝胤祯，赐给孔府卖官特权，扩大孔府势力。乾隆皇帝弘历八次到曲阜，给孔府多种赏赐。嘉庆皇帝题琰，亲自召见“衍圣公”孔庆镕，令他“好生与我严拿邪教”。（《孔档》6312号)清末，西太后那拉氏同孔府的勾结更为紧密，她 ==========第3页========== 赏给“衍圣公”孔令贻双眼花翎顶戴，令他稽查山东学务，各种“御赐”不断运进孔府。但是，不管这些皇帝们怎样抬高孔丘和厚封“圣裔”，也终究挽救不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封建统治阶级的偶像孔丘和受到封建统治者特别恩宠的孔府，都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由于尊孔思潮的根深蒂固，辛亥革命并没能彻底铲除封建制度，也没能打倒孔家店。民国体制刚刚建立，一些复辟野心家就蠢蠢欲动了。他们在复辟的时候，孔丘这个复辟的祖师爷又重新受到重视，曾在辛亥年间龟缩起来的“衍圣公”，就又积极与一些封建余孽勾结起来，为复辟帝制效劳出力。 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和捧着清废帝溥仪出来重当皇帝的张勋，在他们先后的篡权复辟过程中，都特别借重于孔丘，利用孔府，干下了数不清的罪恶勾当。 独夫民贼蒋介石，为了建立蒋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也同孔丘祖孙打得火热，一九二 八年四月，蒋介石步着历代封建帝王的后尘，亲自到曲阜去“朝圣”，孔府侧为这个新主子大摆筵席，百般逢迎。当时，国内人民在”打倒孔家店”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的影响下，正在酝酿取消“衍圣公”爵号和祀田国有的问题。孔府当时的大管家、孔德成的叔叔孔令俊，在一私人函件中，忧心忡忡地说：“府内空气不佳，目为封建余孽，爵位能否存在，能否安富尊荣，实未敢定。”（《孔档》8115号)正在这时，蒋介石窜到了孔府，出了-张布告，吹捧孔丘是什么“万世人伦之表”，提倡什么“固有道德”，保护孔府孔庙，并且疯狂地叫嚷：“保护孔庙之义，盖欲为共产主义之根本铲除”（《孔档》815引号)，这就一语道破了蒋介石之所以大搞“尊孔读经”，保护孔庙孔府的险恶用心和真实目的。末代“衍圣公”孔德成，也就在民国体制里，摇身变成"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继续“与国咸休”，享受“安富尊荣”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出于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也学着封建帝王和独夫民贼蒋介石的样子，匆匆跑到曲阜“朝圣”。面对着孔丘的泥胎像，声嘶力竭地喊：“孔老夫子伟大！孔老夫子伟大！”还胡说什么“孔老夫子是圣人，人民政府也应该祭祀他。” 两干多年来，孔府发展的历史表明：它是反动阶级的精神宠儿，是反动政治路线的产物，是孔丘的化身，是“"复礼”的标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别有用心的大书特书“克己复礼”的条幅，费尽心机地宣扬孔孟之道，忠实地拜倒在孔丘脚下，他到底站在那个营垒里，又是想干些什么？从孔府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了。 衣钵相传的复辟世家 历代反动派出于维护或复辟反动制度的需要，推崇孔丘的学说，褒扬孔丘的后代。孔府的主人，孔丘的嫡裔，也遵照他家祖宗的“圣训”，死心踏地地为维护或复辟反动制度卖命，成为历次复辟活动的得力帮凶。 直接接受孔丘衣钵、亲身受过孔丘熏陶的孔伋（孔丘的孙子，即子思），就是孔丘以后的第 一个复辟干将。他系统地发挥了孔丘的学说，后来的孟轲又发挥了孔丘和孔伋的思想，形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思孟学派，顽固地同当时的法家思潮相抗衡。 ==========第4页========== 孔伋以后，孔丘的第八代孙孔鲋，是一个钻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复辟阴谋家。 孔鲋是秦始皇时候的人。秦始皇为了凡固地主阶级专政，打退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猖狂进攻，下令焚烧散藏民间的反动儒家典籍。有一个魏国贵族的后代叫陈余的，向孔鲋报了这个信，并且一同商议抗拒的办法。于是孔鲋就将祖传的违禁书简藏在祖屋的夹墙里，然后，他跟陈余一起潜藏到嵩山里面，伺机复辟。这个陈余，和另一个魏国贵族后代张耳，都是一些亡命之徒，秦始皇曾悬赏五百金和一干金缉拿他们。陈余，张耳和孔鲋混得很熟，后来探得陈胜、吴广起义，又一起钻入革命阵营内部，妄图用儒家的反动理论影响起义军领袖，以扭转农民革命运动的方向，复辟六国旧贵族势力。孔鲋凭着一张能言善辩的巧嘴，和一套反革命两面派的手腕，竟然在农民队伍里面，窃取到一名博士的职位，整天宣传“古之礼”，妄图瘸蚀革命队伍。在陈胜准备建立农民政权的关键时刻孔鲋更是利用职权，劝陈胜“兴灭继绝，以为政首”。陈胜断然拒绝了孔鲋的反动说教，他说“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毅然决然地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 孔鲋所谓“兴灭继绝”，就是孔丘那个“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孔鲋所要“兴”的，就是被秦始皇灭掉了的关东六国；所要“继”的，则是这 六国的贵族后裔。孔鲋想把这个复辟措施列为农民革命军的首要政治任务(“以为政首”)，反对农民建立自己的政权，妄图使伟大的农民革命中途天折。革命农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孔鲋之流的复辟诡计，丝毫也不能扭转农民革命战争的坚定航向，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坚决粉碎了孔鲋的复辟阴谋，继续把革命斗争推向前进。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孔府用尽种种手段，帮助历代帝王维护反动统治。仅在镇压农民起义这一方面，就欠下人民累累血债，犯下了无数滔天罪行，仅根据孔府保存的文献来看，这笔血泪帐就已十分惊人。 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口号是：“杀尽不平方太平”，刘福通部将毛贵，领导东路军与攻汴梁的刘福通起义军互相配合，于一三五八年（元至正十八年）攻克青州、济南、沧州，建政权，立屯田，造车辆；毛贵不久又打下蓟州，前锋抵达柳林（今河北通县南部），直逼元王朝的京城大都（今北京）。统治者们惊慌失措，“人心大骇，廷臣或劝乘舆（皇帝）北巡以避之，或劝迁都关陕，众论纷然”。(《续资治通鉴》卷二百十四)这时候，被农民军从山东赶到大都的孔丘五十五代孙孔克坚向皇帝献计说：守住京城，对于稳定人心很重要；只要守住京城，各路援兵就会前来敕应，“贼可平也”。元顺帝妥欢铁木耳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也没有能挽救元王朝覆灭的命运，几年之后，终究被农民革命推翻了。不过，孔府却把这件事作为“效忠皇室”的一个例子，留在记载孔府历史的《阙里文献考》里。（见该书卷九） 清咸丰年间，太平军席卷江南，捻军纵横山东，各地农民革命风起云涌。孔府多方刺探农民起义军活动消息，向官兵提供情报。一八六○年（清咸丰十年）九月二十日，“衍圣公”向山东“剿匪”都统报告说：“探得甫捻（由）曲阜东北乡窜至泰安、大汶口，娄德镇，前赴新泰，蒙阴等地”；又说还有一支捻军“"现有（由）青江、沐阳一带回巢，若过不去，十月间仍要返回。”（《孔档》6045号)这是孔府与反动统治者相互勾结镇压农民起义的有力的铁证。 也在这一期间，曲阜南邻邹县农民宋继朋等，在太平军影响下，于一八五三年（清咸丰三 年)组织了白莲教，经过秘密串连，到一八六O年树起义旗，正式起义。这年十二月初四 ==========第5页========== 日，孔府向清朝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密报：“邹县东北一带白莲教陡起，探知共计一百余村，连为一伙，约有数万余人。为首者系白鳞池之宋继朋，田黄村之刘见六、后峪村之左岚山、陆家村之赵芝玺、上马庄之刘卫信，聚集之所，界于邹，泗、曲三邑之间，仅离曲阜五十余里，实为心腹之患，较之南捻为害更深，必得赶紧剿灭。”（《孔档》6047号) 僧格林沁接报后，先派邹县知县进“剿”，由于镇压不力，又亲率三路大军前往“围剿”。白莲教军在幅军、长捻会等起义大军的配合下，又打败了这支清廷的王牌军，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占领了泰安、兖州、泗、济宁等县的许多村庄。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僧格林沁再次率兵数万，四面围攻白莲教的根据地，教军英勇抗击，宋继朋战死，僧格林沁大肆屠杀，“"轰斩累万，山谷为赤”，白鳞池一带竟成废墟。第二年，县丞到此重建统治，”见白骨累累，如山堆积。选募乡民五十人，周历山谷，悉力搜寻，随其所在，就地埋瘗y音谊，掩埋的意思)…凡五十余坑。除废肢断骨不计外，其可数者二万余。”(《掩盖白莲池教匪尸骨记》碑，几年后，乡民又在“高山峻岭，悬崖峭壁，以及井窖沟渠等处'搜寻遗骸一万五干余具，共埋十一大冢(《平定白莲池教匪掩埋枯骨碑记》)。当年白莲教起义军势力强大，人数众多，顽强战斗、英勇不屈的雄壮场面，于此可以想见。而孔府顽固地站在反动统治阶级一边，与反动统治者一起，共同镇压农民起义，这笔血债，是永远也抹不掉的。 孔府除向反动政府提供情报外，还捐款助饷，大力支持屠杀人民的反革命军队。如一八 五二年（清咸丰二年），”衍圣公”孔繁颢在给户部的咨文中说：“本爵世受国恩，涓埃（点滴)未报。当此粤楚逆氛（指太平军）未靖、军需吃紧之时，自应竭力输将，谨措捐库平宝银三干两，稍效微忱（表示一点心意）”。（《孔档》6044号)不久，孔繁颢就受到“交部从优议叙”的奖励。正是：“莫道公爷加朱顶，却是生灵血染成”！ 在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中，孔府不仅出谋告密、捐款、助饷，而且也赤膊上阵，挥舞屠刀。大凡每次农民军兵临曲阜，孔府都要大办团练，组织地主武装，配合官军守城，并且对被俘起义军残酷屠杀。 但是，革命人民是杀不完的，反动制度是维护不住的，已经腐朽了的封建制度，终于在人民革命的洪流中被埋葬了。随着封建帝制的倒台，“卫圣公府”的特权地位，也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了。 辛亥革命后，一些封建遗老遗少，终日梦想复辟帝制，孔府的主子们，也积极参与复辟帝制的反革命活动。孔丘的七十六代孙孔令贻，在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过程中，表演得都很充分。 鲁迅先生说过：“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52页)鲁迅先生在这里指出，袁世凯的尊孔，跟着而来的是复辟。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窃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以后，在反动纲领《大政方针宣言书》中，就公开表明“仍当以孔教为风化之本”，并支持康有为等人组织孔教社团。一九一三年六月发布了尊孔令，八月派代表到曲阜祭孔，十一月又令孔丘“后裔膺受荣典祀典均仍其旧”，并给予“衍圣公”孔令贻”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不久，又制定“崇圣条例”，给孔令贻“岁俸银二干元”；还与孔府攀上了亲戚，把一个妹妹嫁给了”衍圣公”的堂兄弟，除了政治上的勾结之外，就又蒙上了一层血缘的面纱。一九一四年九 ==========第6页========== 月，袁世凯更亲率百官，穿戴离奇的古衣冠，学着封建帝王的样子，在北京孔庙举行了盛大的祭孔仪式。与此同时，袁世凯一面宣布承认卖国的二十一条，一面又厚着脸皮散布谣言，说自己是真龙下凡。于是，一个“受于天”的“至贵”，在孔丘亡魂的庇荫下，眼看着就要“飞龙在天”，登上宝座了。 曲阜的孔令贻，对于如此一大“复礼”盛举，也十分积极。一九一五年，当杨度等人组织筹备复辟的筹安会时，他特派代表四人到筹安会献策，自己侧“荣任”筹安会的名誉理事和教育请愿团的理事长。他向袁世凯上“劝进表”说：“共和国体既不适用于中华，君主立宪已征大同于民意。惟我大总统神圣文武，天与人归，亟宜早正帝位，此令贻等所祷祀而请之者也。”为了表示劝进的诚意，孔令贻便携带大批钱财，兼程进京，四次“觐见”袁世凯，献计献策，奔走效劳。 后来袁世凯当上洪宪皇帝的那一天，孔令贻又发由两个多月前早就“预拟备用”的庆贺书，恭维袁世凯是“俯顺舆情，允国民之推戴”，因而“慰四海元元（老百姓）之望”，“令贻等守先圣尊王之意，输瞻云就日之诚（献纳仰望天子的诚意），不胜欢卞鼓舞、馨香庆祝之至。”袁世凯为了报答“孔圣人”亡魂庇护之功，感谢“小圣人”筹安、请愿之劳，特令在孔令贻的“衍圣公”封爵之上，又加郡王衔。一个吹捧，一个抚慰，真是配合得何等好啊！ 为了庆祝袁世凯称帝和孔令贻加郡王衔，孔府在曲阜摆酒唱戏，大事张扬。酒还未冷，戏还未完，八十三天的复辟丑剧就狼狈收场、遗臭万年了。（《孔档》6593号) 袁世凯自吹为“真龙”，林彪自比为“天马”；袁世凯一心一意要当皇帝，林彪三番五次想做国家主席；袁世凯当皇帝是为了“俯顺舆情”，林彪争做国家主席是为了“名正言顺”地复辟资本主义。这一对篡权复辟的野心家，简直是同一个奶子喂出来的两只恶狼。这个奶子，不是别的，正是喂养过无数反动人物的孔孟之道。两人在篡权复辟过程中仅有的一点差别是：袁世凯直接得到了孔府的奔走效劳；而林彪呢，却只能隔着海峡隐约听见两声远在台湾的孔丘后裔孔德成的喝彩罢了。 袁世凯称帝失败，国内外反动派在中国搞反革命复辟的妄想并没有收敛。包括孔府在内的一切封建余孽遵循孔老二“兴灭国”的反动口号，把复辟希望寄放在清废帝溥仪身上。 早在清代末年，震惊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暴的光绪皇帝载恬，就采用被鲁迅先生讥之为“病笃乱投医”的办法(《鲁迅全集》，第四卷第268页)，把祭孔由中祀升为大祀，把孔孟之道吹成孔教，把孔老二抬成“通天教主”，妄图以此来拖延帝制的残年。所以在辛亥革命后，一些效忠清王朝的反动势力，纷纷假借“孔教会”、“孔道会”、“宗圣会”等乌七 八糟的孔教社团名义，大搞复辟勾当。所有这些孔教社团，都跟孔府这个孔教老巢建立有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联系。其中罪恶最大的，以康有为为头子的“孔教会”，总会就设在孔府，分会“几遍海内外”。 一九一七年七月，这个被吹为“文圣”的康有为，伙同另一个被吹为“武圣”的张勋，密谋演出了一出文武双全的宣统复辟丑剧。锣鼓刚刚敲响，孔令贻就欢喜若狂，一天之内发去八封电报，祝贺“日月重光”，并且戴好当年慈禧太后“恩赏”的双眼花翎顶戴，准备”克日北上”，“入觐天颜”。(《孔档》未编号)但是，孔令贻还没来得及启程，被“复兴”起来的“宣统王朝”在第十二天上就已短命天亡！ ==========第7页========== 一九一九年，孔令贻到底还是到北京朝见了溥仪，表示为复辟帝制卖命的死心，溥仪则“恩赏”他可以在紫禁城行马。孔令贻死后，末代“衍圣公”孔德成继承父业和祖志，直到 一九二三年，仍顽固地使用“宣统十五年”的封建年号，向溥仪“叩谢天恩”（均见《孔档》6594号)，足见孔府对清帝“灭国”的灭亡，是怎样地不甘心。 孔府不甘心帝制的灭亡，念念不忘“兴灭国”的祖训，同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相勾结。后来它投靠了统治中国人民的四大家族、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汉奸汪伪政权，为他们奔走效劳，欠下了革命人民的累累血债。 一九三四年二月，蒋介石为了维护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配合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借孔孟之道开始推行他的“新生活运动”，叫嚣以“礼义廉耻”为生活准则，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并自任会长。七月，蒋政府规定：每年八月二十七日孔丘生日为“国定纪念日”，通知各机关、学校遵照规定举行纪念。十月，臭名昭著的孔学吹捧者、国民党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发表了一篇讲话，叫嚣“经书为我国一切文明之胚胎”，“希望全国人士从速研究以发扬光大吾国之固有文化。”蒋介石还以重金收买一些人，为他宣传“读经有干利而无一弊”。十一月，国民党中政会正式通过了“尊孔祀圣”的决议，并“议决衍圣公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以特任待遇。”一九三五年六月，孔德成赴南京“晋谒当轴”“宣誓就职”，表示为蒋介石“效忠”的决心。他到南京后，首先为“新生活运动”大唱赞歌，无耻吹捧它是“”拯救中国，振兴民族的良图。”并胡说蒋介石“政府尊从圣教，使国民教育得有中心，…民族精神，始能恢复。”（《孔档》8466号) 也就是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为了准备全面的侵华战争，在国内发动了大规模的尊孔运动，为其进一步侵略中国大造反革命舆论。五月，东京汤岛有一座庞大的孔庙宣布落成，孔德成“应召”特派明德中学校长孔昭润等“圣裔”前往祝贺。他们到了日本，代表孔德成，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五体投地，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妄图把整个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已是举世周知的既定方讨，并且正由山海关外调集大军入关，威胁平津，准备制造华北傀儡政权。日帝的尊孔，不过是利用孔丘这具僵尸，为其“侵略有理”大造反革命舆论。当时，国内抗日呼声日益高涨，革命烈火越烧越旺。而这几个“圣裔”居然恬不知耻地写信回来说：“到东（日本）以后，鉴于日人祭典之整齐严肃，诚恳有礼”，“吾人对之真有愧色”（《孔档》8776号)，真是奴才相毕露。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起抗日。蒋介石却顽固地推行不抵抗政策，匆匆向大西南逃跑；但是，在仓促中他也没忘记”小圣人”这块活招牌。一九三八年一月，蒋介石派人将孔德成接走。孔德成一到武汉，便受命发表吹捧孔孟之道的谬论，一面用来抵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一面也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王道乐土”的侵略谰言遥相呼应。 孔德成不仅依附蒋介石，跟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分子也是眉来眼去。他在离开曲阜时，委托他的叔父孔令煜为“奉祀官”代表。孔令煜上台之后，立即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田岛打得火热，又是盛宴招待，又是合影留念，卑躬屈膝，还大弹什么“完成大东亚圣战”(《孔档》8886号)的汉奸曲调。他丧心病狂地勾结日本侵略者，对具有抗日光荣传统的戈山厂、南泉村等佃户庄的抗日军民，多次进行野蛮屠杀，又一次欠下了人民的无数血债！ 一九四五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一九四六年元旦曲阜人民获得解放。被孔府压迫了两干多年的劳苦人民，第一次挺起了 ==========第8页========== 身，昂起了头。他们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批判了孔老二，实行“减租减息”，退回了租粮，斗争了孔令煜，过着从来没有过的幸福生活。一九四七年春，我军暂时北撤，孔德成乘机窜回曲阜。为了对付提高了觉悟的曲阜人民，孔德成大力施展两面派的手段。他一面假惺惺地说要“免除”部分租差，一面却指挥大小爪牙，大搞反攻倒算，到佃户庄逼租；他发出一封封致伪县长的信函，要县太爷派军警协助他家的爪牙对佃户们反攻倒算。还指使管事勾结还乡团，屠杀了带头斗争孔令煜的我南泉村民兵自卫团团长彭希志同志。 一九四八年，解放大军全面转入进攻。孔德成这条丧家狗，一面大量盗运孔府文物，准备逃窜，一面仍“助昌潍守城将士钱洋一百万元”（《孔档》8978号)，妄图苟延残喘，与中国人民为敌到底。 可是，人民的力量不可抗拒，孔德成连同他的主子蒋介石一起，被赶出大陆，逃到台湾。两干多年来的孔府一一这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复辟的招牌，完完全全地被砸得粉碎！ 龟缩在台湾的孔德成，仍不愧为孔丘的孝子贤孙，他紧步祖宗的后尘，继承反动的“复礼”衣钵，对蒋介石这个“灭国”，满怀深情，使出全身的解数，想协助它“兴”起来。他重弹其祖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老调，把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称作“犯上作乱”，狂叫“效法先圣，拥戴正统政府”。孔德成就是要用他祖宗维护奴隶制的一套反动说教，继续欺骗台湾人民，维护蒋介石在台湾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孔德成还四处“周游”大肆兜售他祖宗“兴灭继绝”的陈货，为蒋介石这个“灭国”招魂，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呓语帮腔。孔德成妄图复辟蒋家王朝，只能是痴心妄想，白日作梦，到头来将被历史车轮碾得粉碎。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孔德成更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咒骂我们，并为他家的罪行辩护，为已被革命洪流冲塌的“衍圣公府”大唱挽歌。人民革命洪流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摧枯拉朽，滚滚向前。孔德成只能同蒋家王同被淹没。世世代代受"衍圣公府”压迫，剥削，奴役的劳动人民.正以亲身的遭遇揭露孔府罪行，批判孔孟之道。劳动人民的揭露和批判，象一把锋利的七首，彻底剥掉了他们“仁义道德”的画皮，暴露了“圣人家”、“圣人”祖孙的累累罪恶。“衍圣公府”这所贵族宅第，成了人民进行阶级教育，路线教育的有力场所。 两干多年来，孔府这个复辟世家同反动派相勾结，表演了一幕幕“复礼”的丑剧，遭到了一次比一次更惨重的失败。在无产阶级专政的今天，叛徒卖国贼林彪又重新捡起“克己复礼”的破旗，拚命挥舞，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其结果当然比历史上那些复辟小丑失败得更惨。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宣扬天命、天才的黑据点 为了维护行将崩溃的奴隶主的反革命专政，孔丘极力宣扬宗教神学的天命观。他胡说天主宰世间的一切，这个老天爷不时发布命令，叫做天命。孔丘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系统地宣扬天命观的人。说什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在他看来，人的生死，世间的穷富、贵贱、祸福，都是天定的。奴隶主压迫和剥削奴隶的权力是“受于天”的，他自己的“圣德”也是天授的，是老天爷派他们代表天来统治人民的。至于广大劳动人民，孔丘污蔑他们是不 ==========第9页========== 知道学习只能供使唤、不能让他们知道什么道理的“下愚”，是只知道小利、只想着种地的“小人”。而这一切，也都是天命注定的，不可改变的。因此在他们看来，奴隶主阶级理所当然地应该统治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只配供养奴隶主阶级，只能听天由命，不许造反。这就是孟轲所说的“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的反动道理。 孔丘的天命观，在当时是奴隶主阶级进行复辟活动的理论根据，后来，也成了一切反动阶级为自己反革命行为辩护的思想武器。继承祖宗反动衣钵的孔府，在宣扬天命方面，起了极恶毒的作用。 神化孔丘，宣扬天命 孔府每年要搞无数次大大小小的祭祀活动，这是他们宣扬天命，欺骗愚弄人民的一种手段。除了祭天，祭地，祭山川、祭鬼神、祭菩萨，祭狐仙以至许多荒诞的祭祀外，最隆重的 一项祭祀，要算祭祀孔丘。历代反动统治者和孔丘嫡裔，为了借助孔丘的亡灵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总是干方百计地神化孔丘，他们通过频繁的祭孔活动，把孔丘捧为天神，当作自己的护法神。从汉朝初年封孔丘的九世孙孔腾为“奉祠君”，到蒋介石封孔丘七十七代孙孔德成为“奉祀官”，都标明了统治者委派给孔丘嫡裔的职资之一就是祭孔。 祭孔是尊孔的一种形式，是宣扬天命的重要方式。随着反动阶级尊孔需要的逐步加大祭孔活动也越搞越盛大、越繁琐。据记载，开始只是每年春秋上丁（阴历二、八月上句的丁日)各祭一次孔丘，后来则逐渐增为四大丁（二、五、八、十一月上旬的丁日）、四仲丁（上述 四个月中旬的丁日)、八小祭（清明、端阳、六月初一、仲秋、十月初一、除夕、生日、忌日），以及什么朔（初一）、望（十五），名目繁多。起初受祭者只有孔丘一人，以后又陆续加上了他的许多徒子徒孙，什么“四配”（颜渊、子思、曾参、孟轲）、”十二哲”（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宰我、子贡、冉有、子路、子夏、子游、子张、有若、朱熹)和历代的所谓“先贤”、“先儒”，一直到孔丘的五代祖先、母亲颜氏、老婆亓(q音奇)官氏、儿子孔鲤等。参与祭祀活动的，开始只有孔丘嫡裔；后来竟发展为一个庞大的队伍：除“衍圣公”主祭外，有分献、监祭、典仪等一百零三名；鸣赞、相礼等礼生八十名；操琴、吹笙、击鼓、擎旗、舞蹈等乐舞生一百二十名。此外，还有政府官员、“四氏学”生员等。每次大丁常有近干人参加。孔府就是这样通过越来越盛大、越来越繁琐的祭孔活动，拚命神化孔丘，并给孔孟之道披上神圣的外衣，妄图把统治阶级捧起来的“圣人”强加给人民，要人民按“圣道”行事，并接受它的裁决。 除“卫圣公”一年多次定期祭祀之外，皇帝也常常亲自到曲阜祭孔，叫做“朝圣”。从汉代开始，皇帝们就常常亲到曲阜“致祭林庙”。清代乾隆皇帝就曾八次亲到曲阜祭孔。皇帝们每次“朝圣”，无非是吹捧孔丘是什么天生“圣人”，借此来表明他们的反动统治是合乎天意和“圣道”的，以欺骗愚弄人民安分守己地接受他们的统治。如一七四七年（清乾隆 十二年)乾隆皇帝弘历到曲阜“朝圣”，对“衍圣公”孔昭焕说：“先师修道，立教天下，万世之人，服习圣训，咸有以自善其身。”(《阙里文献考》卷十六)意思是说：孔丘炮制了毒害天下人民的孔孟之道，万世之人都应该学习和服从，以它力修身大本，服从他们的反动统治。 显然，祭孔只是一种手段，不是为祭孔而祭孔，它另有更深远的目的。孔丘自己曾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意思是说，大办丧事祭祀祖先，可以使老百姓的品行趋向“厚道”，不会“犯上作乱”，这样，反动统治自然也就巩固了。孔府 ==========第10页========== 和反动统治者正是秉承孔丘这一遗教，大事祭祀，神化孔丘，宣扬天命，妄图使劳动人民”虽劳不怨”，“虽死不怨杀者”（《孟子.尽心上》)，永远安于被奴役、被压迫的地位，不敢怒，不敢言，不敢反抗，用心何其毒也！列宁说：“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列宁：《第 二国际的破产》)孔府在宣扬天命观上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牧师的职能。 此外，孔府还捕风捉影地编造许多所谓“祥瑞”，来神化孔丘，麻醉人民。如说什么孔庙里不栖恶鸟，孔林（孔丘的墓地）里不生荆棘，孔坟上出蓍草（古人占卦用的草，菊科，多年生草本)，尼山（传说孔丘的母亲铸于尼山而生孔丘）上出砚石，以及诸如此类。甚至许多很平常的自然现象，也被扯来做为吹捧的材料，如孔庙的柏树上有灰鹤春来秋去，大成殿（孔庙的主殿)的某一廊柱能敲出清脆的音响，都被说成是孔丘的神灵感召。最为荒诞不经的，要算关于“先师手植桧”的神话。 孔庙大成门里，有一棵身旁立着刻有“先师手植桧”石碑的桧树。孔丘的后代说，这棵树是那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孔丘亲手栽灌的。树木的荣枯，本是一种自然的现象，那些孔老二的崇拜者们以及孔府的主人却把这种自然现象妄加捏造和雨会，他们神乎其神地说；手植桧曾经五次枯死，又五次复生，它的枯荣都是孔丘阴魂指挥的。当人世间大搞尊孔时，孔丘在阴曹地府心花怒放，手植桧便”复生”、”再荣”、“故根复发”、“与故本(原树)无异”，等等；反之，则“而枯”，“再枯”，”枝叶无遗”。(《幸鲁盛典》卷七附录)孔府干方百计把祖宗装扮成能显灵的鬼神，其目的无非是宣扬天命，欺骗人民，同时也告诫统治者，要他们尊孔“渥裔”。 孔府不仅神化孔丘，而且神化儒家“经书”。在孔庙里，有一堵被称为鲁璧的短墙和一座被称为金丝堂的殿宇，它们的存在完全是为了宣扬天命，鼓吹复辟之道的。他们说汉代鲁萧王刘余为了扩建宫室，拆除孔丘故居时，发现了秦始皇下令焚书时孔鲋藏在夹墙里的《论语》，《孝经》、《尚书》等。于是，便在藏书处重修一段垣墙，这就是所谓的鲁壁。同时，他们又捏造了许多谎言，胡说什么“典坟（指经书）启发皆天意。”什么“天恐坏斯壁毁斯文，命鲁萧王以坏之。”（均见《阙里志》）意思是说，这些所谓的经书的发现是上天有意安排的，天老爷怕这些“经书”坏了，才命令刘余去拆除故宅的。他们还编造说，在刘余拆故宅时，室内发出金石丝竹之声，这是上天显灵、孔丘显圣，于是，又在鲁壁之前建一殿堂，这就是谓的金丝堂。孔府和反动统治者，都借鲁壁、金丝堂大作文章，宣扬天命，愚弄人民。 过去，许多“朝圣”的反动文人，包括几个附庸风雅的皇帝，都曾对着这棵毫无听觉的大树和这段短墙，哼哼唧唧，大唱其神化孔丘、神化孔孟之道的赞歌，并且书写成文，画成图片，刻于石上，流毒天下。 在大搞祭孔、编造神话的同时，孔府还制造出许多“圣脉”、“风水”之类的谬论，面用来圈山占地，行霸一方；一面用来鼓吹天命，欺压人民。孔府说，尼山是孔丘的母亲感天而生“圣人”的地方，是“圣脉所在”，农民不得随便樵采；尼山对面的颜母山，是孔丘的母亲出生地，也是“圣脉所系”，一草一木都不许动；旁边还有一个昌平山，是尼山的辅翼，也是动不得；尼山周围的胡家山、五老峰、五花顶等山，虽然和尼山的关系不大，但因为距离不远，“实处气脉相连”，也就一概划入禁地。尼山西面很远还有一座防山，据说葬着孔丘的父亲和哥哥，自然也有“圣脉”。其它还有什么孔庙、孔林，以及它们所属的神道、圣树，直接关系到孔丘的“神灵”和“圣体”，当然更加“神圣不可侵犯”。孔府用这 ==========第11页========== 种宗教神学的办法，强占了大片山林，圈占了大片的土地。农民的牛羊，偶尔闯进这些“禁地”吃草，农民的孩子，如果不慎“亵渎”了“圣灵”，它们的主人和他们的家长，就会立刻飞来横祸，轻则罚工罚款，重则倾家丧命。 鲁源村的贫农孔继成，一八九四年的一天，在离尼山山脚半里多远的自己的地里挖出一块石头，孔府便以破坏“圣门风水”的罪名，将孔继成活活逼死。孔继成的孙子，鲁源大队老贫农孔昭坤控诉说：“有一年，我爷爷在自己地里挖出了一块石头，孔府硬说破坏了孔家的'风脉'，违犯了山规，把他捉进孔府衙门，关押毒打了一个多月，最后，被逼得把仅有的五亩地全卖了，才把人赎出来，已被糟踏得皮包骨头，不成个人形，不久就死了。我奶奶眼看人财两空，又气又恨，得了重病不久也死去了。万恶的孔府，为了保护自己的'风脉'无故害死了我家两条人命。俺爹为了生活只好给地主去扛大活，吃不饱穿不暖，也活活累死了。我娘只好领着我们出外逃荒，要了整整十二年饭，大姐十岁就给人当了童养媳，二姐 七岁也卖给人家，至今也不知道下落。' 一九一二年春，林前村贫农孔昭贞为饥寒所迫，到孔林捡了一点树枝，被孔府加上“侵犯圣脉”的罪名，抓住打了个半死，又送进了县衙门，县官奉了“衍圣公”旨意，给孔昭贞戴上五、六十斤重的锅拍枷伽，牵着他在孔林四周和附近村庄游乡示众。每天游一次，一直游了三个多月。孔昭贞因而腰残，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 最为突出的一件事情，要算以“圣脉”为理由迫使津浦铁路绕道的事。 一九O四年（清光绪三十年），勘测津浦路线，原订由歇马亭往南，经曲阜城西，直达邹 县。这个顽固、反动的孔府，竞以“破坏圣脉”，“僭逼圣祖寝陵”，“震动圣墓”为理由，四出控告，八方呼吁。因为腐朽的清政府和侵略中国的洋大人都要靠孔丘的阴魂庇护于是，铁路便绕道向西，由原来的离“圣林西墙仅五十丈”，挪到“十里以外”（《孔档》4919号)，折一个大弯，然后再逶迤南行。 孔府不仅竭力神化孔丘，还通过各种办法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他们竭力用衣、食、住、行的排场。奢华、浪费，来表示他家的富贵是天定的，他们是天生的富人、贵人；还用编故事、歌谣等手段麻痹劳动人民。如在曲阜乃至山东，普遍流传的“外财不发命穷人”的故事，便是一例。故事说的是孔丘的高足颜回，家里“穷”（其实是个拥有六十亩土地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子弟)，有的同学丢了东西，就怀疑是他偷的。一天轮到颜回值日扫地，孔丘就包了一块金子，上写“天赐颜回一锭金”，故意放在地上。颜回见了这个小包打开一看果是一锭黄金，便仍然包好，也在包上写了一句：“外财不发命穷人”，放回原处。颜回安于命穷，后来成了“复圣”。他们捏造这个故事，妄图使劳动人民相信，他们的穷困，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是命中注定的，永远也不会改变，反抗和斗争都没有用。以此掩盖孔府和一切吸血鬼压榨劳动人民的血腥罪行，麻痹劳动人民的斗志。孔令贻还曾编过一首《忍讼歌》。歌中胡说什么“善人自有天照看，害也徒然，告也徒然”，把他们这些寄生虫说成是天老爷保佑的“善人”，威胁人民不得反抗，反抗只会是白费力气，还说什么“天地亲师德无边，朝也念焉，暮也念焉”，让劳动人民朝朝暮暮虔诚供奉天地和“圣人”，感谢他们的无边的剥削和压迫的“恩德”。富有反抗传统的劳动人民，当然不会相信这一套骗人的鬼话。事实上，从来的反动派对孔老二和孔府确实是“朝也念焉，暮也念焉”，而劳动人民从来是反对孔老二和孔府的。 自喻天才，承袭世爵 ==========第12页========== 天才论是天命观的变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天命，它是在存在等级制和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反动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用以骗人的鬼话。随着科学的逐渐发达，天命观的市场缩小了，甚至行将破产了，于是，一些反动家伙又炮制了天才论，强调先天的差别，胡说人和人生下来就不一样，用它恫吓欺骗人民。从天命观到天才论，有一个发展过程，但其本质是一致的，都是唯心论的先验论。 孔丘既是天命观的吹鼓手，又是天才论的创始人。他说：“天生德于予”，就是说，他是一个天生的“圣人”，是一个天才。在他看来，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上智”，象奴隶主和他自己，他们是"生而知之”的；另一种是“下愚”，象广大的奴隶，他们是只能供驱使、受压迫、受剥削，不知道学习，也不能知道道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继承祖宗衣钵的孔府，也是天才论的狂热鼓吹者。 孔府同历代反动统治者一起，首先吹捧孔丘是天才。说什么“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阙里文献考》卷五)意思是说；孔丘有“大圣”之才，而且还是做皇帝的材料。还说孔丘是什么“天生大圣神”。（《孔教十年大事》卷八)孔丘既是天才，他的子孙当然也是天才，天才是可以继承的，是世袭的。只要翻阅一下他们自己编撰的“世系”、“世家”之类的家谱，就可看到，满纸皆是“天资颖悟”、“博学有才”、“幼有奇才”、"x岁通经”、“×岁能属文”、“日诵千余言”之类的字眼。 在孔府看来，他们家个个都是天才，是“上智”，天才可以继承，是世袭的；而受压迫、剥削、奴役的广大户人、仆人，被老爷太太们称为“小人”，“乡野”，“下愚”，也永远不许改变，他们祖祖辈辈是孔府的户人、仆人，代代受孔府的压迫和剥削，永远是“下贱”的被统治阶级。这也就是孔丘所说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在清代，孔府的主人一般也不过七、八口人，可是供他们驱使的“下愚”，却是成干上万。据一八二六年（清道光八年)的一本《府内执事人员并各作大役花名册》记载：只夫役类，如车夫、轿夫、厨役、洒役等，就有三百二十七名。至于佃户、庙户更是超过这个数字的百倍以上。这几万户劳动人民，不仅要供养这七、八口人，还要遭受他们的百般愚弄和侮辱。如在孔府几百个奴仆中，有一批小奴仆，这些人大都是仆人的孩子，要他们专门陪伴幼年的“衍圣公”玩耍。据一八 七九年（清光绪五年）的员役花名册载：“公爷学二十八人”，这时的孔令贻十岁左右，就有 二十八个人伺候他读经。玩耍。孔德成童年时期，有八至十一个年龄相仿的小仆人陪着玩。他老子特意为孔德成做了一辆小“马”车，要这些仆人趴在地上作马，为他驾辕，孔德成侧手执小鞭，端坐车中，任情呵斥。可见，孔府愚弄和侮辱劳动人民，到了何等程度。“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些自命为天才的“衍圣公”们，其实都是些五谷不分的蠢才，个个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顽固派。 孔丘和历代的“衍圣公”们，就是这样拚命的宣扬天，用唯心主义出神学理论，论证反动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合理”性，竭力充当反动统治者的牧师。历史事实证明：天越来越成了一切反动派的救命稻草。他们越反动越没落，就越是要求助于天，妄想借天老爷的保佑，达到自己的反革命目的，为自己倒行逆施披上天神的外衣，一骗人民，二骗自己，依靠天神而存在，而享受安富尊荣的孔府，所起的作用也就更为、狠毒。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后，一些复辟小丑同孔府狼狈为奸，妄图把历史拉向后退，相互间进行着令人作呕的吹捧。袁世凯要恢复帝制，他的死党干方百计地宣扬袁世凯是“真龙”转世，“衍圣公”孔令贻也连忙上表，吹捧袁世凯复辟是“仰承天命”，是“天与人归”，（《孔档》6593号)是天老爷的命令。张勋拥溥仪复辟，康有为在他起草的诏书中，也说什么“天人交迫”，未代皇帝” ==========第13页========== 不得已”重登金銮“临朝听政”，“以顺天人”，也是老天爷的旨意。蒋介石为建立蒋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一九二八年亲到曲阜，乞求孔丘亡灵的庇护和“小圣人”的辅助，也自称是“顺天应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刘少奇、林彪一伙要复辟资本主义，也紧步袁世凯、蒋介石的后尘，从孔丘那儿贩来神学的破烂，大肆鼓吹天命观和天才论。林彪更自喻“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厚颜无耻地胡说什么”我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不 一样，特别灵。”林彪不仅自称“独往独来”的“天马”，还竭力贩卖反动的封建血统论，吹捧他的儿子也是“天才”，为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建立林家世袭法西斯王朝大造反革命舆论，为其复辟活动找到“既受于天，且受于人”的理论根据。其下场当然比袁世凯，蒋介石之流更惨。 挂着“仁爱”招牌的阎王殿 为挽救行将灭亡的奴隶制，孔丘大肆标榜“为政以德”，叫嚷“仁者爱人”，使民“富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妄图用这些动听的字眼欺骗人民，遏止奴隶的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反抗。其实，孔丘自己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会刽子手。他一面高唱“爱人”的高调，一面在刚刚代理宰相职之后不久就杀了革新人士少正卯。继承着祖宗衣钵的孔府，一贯以“仁义之府”、“道德之家”自秘伪装得颇为温文尔雅，但是砸碎这一块招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座阴森森的阎王殿，一道道血淋淋的鬼门关！ 写的是"“仁慈”、“乐善”，干的是暴虐凶残 孔府接过他祖宗“仁爱”的破旗，在二门里面，安放了一块“庙佃两籍感恩碑”。碑上吹嘘孔家"天性仁慈，虚怀乐善”。人们一眼就可看穿，这种石碑，跟过去衙门口常见的那些“德政碑”，“去思碑”一样，都是由老爷们授意、帮闲的撰写、强迫劳动人民出钱，然后用“阖县绅民”之类的名义树起来的。这是那些压榨人民剥削人民的所谓“善人”、“君子”惯用的手法之一。孔府的这块碑也是由“衍圣公”孔兴燮授意，由孔府官员、奎文阁典籍桂存正撰写，盗用庙户、佃户的名义，用佃户、庙户的血汗钱树起来的。孔府妄图用这块石碑，掩护手里的屠刀，装点他们“仁义之府”的门面。可是，越过这块碑，一进入“公堂”，什么”仁慈”、“乐善”的鬼话，顿时破产了，其凶恶残暴的真象立即暴露无遗。 孔府是一品官“衍圣公”的官衙。内有公堂，叫做大堂、二堂、三堂。是“衍圣公”迎接“圣旨”，接受文武官员祝贺和审讯劳动人民的地方.这里，陈列着吓人的仪仗。金瓜钺斧、朝天蹬，蛇矛，钩镡，还有孔府宣称是皇帝特赐打死人可以不偿命的兵器；雁翅镜，虎尾棍和金头玉棍等。不仅有公堂，而且有牢房，不过由于是“文章道德圣人家”，所以牢房不叫牢房，而叫“东房”，里面有用来摧残劳动人民的牛尾鞭，答板、红黑棍，锅拍枷、铁锁链等刑具。据记载，凡孔府佃户，庙户、仆役及孔氏族人犯了“法”，概由孔府“自行断结”，孔府可以开堂审讯，可以持“信票”随便抓人，也可以动刑具任意拷打。就这样，劳动人民的鲜血，染红了这一座“文章道德圣人家”的院墙。为了推行他们的"仁政”，即维护他们对劳动人民的统治和剥削，孔府还建立了一整套的政治机构和管理体系。他家按着封建朝廷六部的样子，设立了典籍、司乐、百户、管勾、知印、掌书六个厅，组成一个小朝廷。典籍、司乐二厅掌管祭祀的典章和音乐；百户厅掌管林庙守卫，下设百户衙门，直接奴 ==========第14页========== 役庙户和欺压劳动人民；管勾厅掌管收取租粮、租银，下设管勾衙门及屯官、总甲、小甲等爪牙，组成一套剥削机构；知印、掌书二厅，掌管印信和文书。此外，还有从三品到九品的“圣庙”执事官四十员，属员几百名。蒋介石反动统治时期，还组织有武装奉卫队。所有这 一切，构成了一部庞杂的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机器，组成了一个细密的统治、奴役劳动人民的罗网。 封建王朝赐给“衍圣公府”许多特权。比较突出的如卖官鬻爵之权。封建王朝给了四十个官位，由他们标价出售，其部分官名，官品和价目如下： 百户官正四品实职1200两虚职300两 管勾官正五品1000两240两 司乐官正六品1000两150两 典籍官正六品500两50两 赍奏厅官正六品366两35两 诗礼堂启事正七品350两30两 金丝堂启事正七品300两30两 粮正厅屯官正七品400两25两 随朝伴驾官正七品300两20两 典籍厅籍官正七品300两20两 执印官正八品200两20两 书写官正九品200两20两 (《孔档》6667号) 所谓实职，是指到任视事的，虚职则仅挂一个名。不管实职、虚职，地主、恶霸们一旦买上一个，就可以狐假虎威，称霸乡里，鱼肉人民，无恶不作。 “衍圣公”有控制曲阜知县之权。曲阜县的知县，从唐代开始，常由“小圣人”亲自兼任；明代改为孔氏世职，即由“衍圣公”在弟侄中拣选一人，送吏部委任；到清乾隆时，虽然改为“不必拘用孔氏族人”，可“在外拣选调补”，但仍在孔府严格控制之下，实际上是孔府的一名属官。) “衍圣公”还有对地方官吏发号施令之权。“衍圣公”是当朝一品，地方的知县、知府，以至山东巡抚，官阶远远在他之下。他可以随时命令地方官吏为他催租催粮、抓人关 ==========第15页========== 人，使自己的统治触角，大大超出孔府范围。 这些特权，使得孔府的一切政治经济活动，都获得了封建王法的保护，孔府正是依仗着反动派授与的政治特权，干出了无数件“仁慈”与“乐善”的勾当。 最常见的是对户人的迫害和虐杀。孔府有所谓“软拨”（即皇帝赐给的）的庙户、林户和屯户、佃户，统称“户人”。户人是世袭的农奴，一经入“户”，子刊孙永远不得脱籍。孔府在大堂、二堂之间，立有一块石碑，刻着明洪武年间钦拨户人的姓名住址，还督令各户在自家祖茔立碑，标明户人身分，牢牢控制户人的子子孙孙。不仅如此，他们还强迫已随母改嫁的户人的儿子的后代，或者入赘到户人家的女婿的后代，世袭户人。一八○六年（清嘉庆十一年)，孔府的一个爪牙控告张成业为逃户的文书中说，“伊祖上原是户人。伊祖母改嫁宁阳王姓，伊父随母改嫁，从继父姓王；继父死，复姓张。至成业身，迁宁阳马家庄。今至伊子化坤，已经三世，竟将户丁之名隐瞒不露。”（《孔档》3636号)这是说，已经随母改嫁出去的户人的儿子，其子孙仍然摆脱不掉户籍。一七七四年（清乾隆三十九年），一个户人张小九说：“身祖奇印，本姓周，系邹县庙户张文良之婿。文良无子，奇印承受家业，即过为嗣，改姓附籍，纳丁当差。奇印生三子，俱经附籍当差。”（《孔档》5072号)入赘的女婿，竟然也子子孙孙变为户人！户人不堪压榨，常常设法潜逃，或将子弟卖与人家为奴，以求子孙脱籍。但是，这个“仁义之府”、“道德之家”的孔府，绝不允许户人脱籍，虽然户人改名换姓，逃到天涯海角，孔府也要画影绘形，跟踪追捕。 有籍的户人，逃脱不掉孔府的罗网；而无籍的百姓，却常常遭到孔府的网罗。一七四一年（清乾隆六年），孔府发现济宁李献可的族谱上，三百年前有个祖先名叫李经，恰和一三六 八年（洪武元年）钦拨户名碑上的济宁李经名字相同，便指控李献可为逃户，硬逼他附籍当差。可是这个李经分明生于明宣德年间，远远小于洪武年间那个李经六十多岁。李献可有理无处诉，只得怀着愤恨，当了户人。（《孔档》5068号)一七五七年（清乾隆二十二年），邹县殷文道、殷文珍兄弟，原籍滕县，祖父时迁居邹县，因邻屯有殷姓庙户，孔府便硬诬殷文道兄弟是脱籍户人。二人不服，孔府即“拨丁票差”，将殷文道“锁拿到府”，活活打死。事后又派差捉拿殷文珍和殷文道的儿子，“硬作户人”。（《孔档》3936号)类似的血腥事件，在《孔档》和户人控诉中，比比皆是，罄竹难书。 户人就是孔府的奴隶，孔府对他们可以任意辱杀。孔府的老爷、太太死了，命令”一应庙、佃、屯户人等，照例素服摘缨二十七日，百内不嫁娶、不音乐，不宴会，毋得违错。”（《孔档》1326号)孔府不但强迫户人为他家老爷、太太戴孝，而且还硬逼户人中的所谓“嚎丧户”替他们嚎哭。这是多么骇人听闻的政治压迫和人身侮辱！ 被关在孔府大门里面的奴仆，其所受的迫害，比起户人来，就更加惨重得多。孔府的几百口男女奴仆中，有些是买来的“红契家奴”，有些虽是雇用的，他们大都也得世代相传辈辈为奴。 孔府规定，主子对奴仆一律直呼乳名，而奴仆对主子则称“公爷”。“小姐”，不论奴仆是否白发苍苍，主子是否乳臭未干，全无例外。如果奴仆也姓孔，论辈份又高出"衍圣公”许多，这事就麻烦了；按照孔丘的“父父，子子”的原则，主子不仅不能直呼他们的乳名，而且应该称爷称祖，但是，按照同一个孔老二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原则，主子天生是主子，奴仆只配是奴仆。怎么办？孔府究竟不愧“圣裔”，它又规定：凡孔姓奴仆一律改姓；孔府大门里面，只准主子姓孔，他人不得冒犯！据曾在他家当过奴仆的揭发，在曲阜解 ==========第16页========== 放时孔府仆役中被迫改姓的，就有三十九人。 孔丘是很讲究丧礼的，孔府办丧事，严格遵照祖宗的丧礼规矩，并且逼使劳动人民嚎丧，不嫁娶之类。可是，孔府奴仆家里死了人，则不准有哭声，不准穿孝，不准露一点丧事的痕迹，甚至不准死在自己家里，这是因为奴仆多居住在孔府的墙外，以免冲了孔府的“吉祥”之气。同是丧事，主子和奴仆却如此不同，这就是孔丘的“礼不下庶人”。 孔府还规定：奴仆对主子回话，不得申诉自己的理由，更不得有半点“冒犯”，否则，轻的挨打，重的伤命。一六五七年（清顺治十四年），"衍圣公”孔兴燮的京邸长班（听差）刘国栋到曲阜办事，在曲阜当长班的弟弟刘国梁打算随他回京城探亲，孔兴燮不准。刘国栋帮弟弟说了几句话，言语“冒犯”了“衍圣公”的尊严，被“杖责一百”后，又被用“银牌索命铡”索去了生命。哥哥无辜被害，弟弟据理论净，又被“衍圣公”责令活活勒死。这两条人命案，在孔府本不算希奇。可巧这时有几个满洲贵族与孔府有矛盾，就利用此案大作文章，他们把“衍圣公”打死两个长班的事告到吏部、刑部，最后告到皇帝那里，因而闹得“天下皆知”。据记载，一六五九年（清顺治十六年）二月十三日，皇帝为了调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召见孔兴燮，对他说：“刘国栋（案）因人命关天，天下皆知，事干国法，朕不得不行。”接着安慰说：我读你祖宗的书，还能不为你着想吗！又勉励他，“今后多读书，做好人行好事。”还"赐茶”、“赐坐”等。（《孔档》3594号)就这样，两条人命的案子，在皇帝对“衍圣公”慰之下，偷偷地了结了。“衍圣公”罢朝刖归来，越发按照他祖宗的“圣训”按照皇帝的旨意，“做好人，行好事”，横行无忌了。 这就是这个“仁义之府”、“道德之家”的一个极其简略的侧面。招牌上写的是“仁慈”、“乐善”，实际上干的是暴虐凶残。鲁迅先生说，“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吃人”两个宇，真是说得透彻无比。 说的是“富民”、“利民”，行的是敲骨吸髓 孔老二“德政”的另一个侧面，叫做“富民”、”利民”。他曾经假惺惺地说，要使老百“富之”，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他所谓的“富民”，究竟要富哪个阶级的民？劳动人民在他们的统治下，又到底过着怎样的日子？从恪遵祖训的孔府剥削活动里，我们能够把这些问题看得一清二楚。 毛主席说：“封建的统治阶级一一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士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毛泽东选集》，587页)事实正是这样。孔府是我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贵族地主庄园。在它最盛时期，所霸占的土地曾达一百多万亩，遍及山东、江苏、河北、河南、安徽五省的广大农村。是一个国内少有的大地主庄园。直到一九二 八年八月，据孔德成向山东省政府报告：仅山东一省仍占有土地一干零六十八顷六十七亩二分。（《孔档》8151号) 孔府偌大的土地，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句话，是从农民那里掠夺来的，它进行掠夺的手法很多。一是封建王朝的赏赐，即通过皇帝的手进行掠夺；二是以办学和祭祀孔丘为名，假手地方官吏霸占；三是乘农民破产之危，强买巧骗，变相掠夺和兼并；四是直接圈占，无理鲸吞。据记载，清代就曾发生过好几次大规模占地暴行。例如，清咸丰年间，孔府借清查祀田为名，硬说江苏铜山，沛县两地，有元代软拨祀田九十顷，就派平阳屯屯官唐守忠等“率众数干人，蜂拥沛境，私立屯庄二十五处，平地修盖房舍数百间，遍插圣公府'三字旗 ==========第17页========== 帜”，“约霸占祀民两田三王二百余顷，灭没村庄百余处，势恶滔天”。(《孔档》6017号)只是因为鲸吞过多，影响了封建政府的利益，后来才没能全部得逞。 孔府剥削农民的方式多种多样，办法也异常毒辣，彻底暴露了“富民”，“利民”等”仁爱”说教的实质。 毛主席说：“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毛泽东选集》，587页)孔府就是一户世袭了七十多代的大贵族、大地主。它打着祭祀孔丘的旗号，每年从干干万万佃户中榨取无数租粮、租银，剥削量占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六十。 佃户向孔府交租，除“正额”地租外，还有许多附加的剥削。最具孔府特色的，要数租粮里的“斗尖”和“地皮”。所谓“斗尖”，就是交租过斗时粮食要冒出尖来。尖到不能再尖而纷纷流下地面的，则叫“地皮”。斗尖、地皮都不准佃户收回，由孔府霸占，分给大小狗腿子顶了“粮饭”（薪俸）。这种剥削无法限量，可以任意而为，有时达到“斗外之米往往多于斗内”。（《孔档》4134号)清朝末年，农民起来造反，抗拒斗尖、地皮的无限勒索，后来限了一个定额，规定每交租四升二合五，附加斗尖一升，地皮七合五，并勒碑为凭。可是，“大人者，言不必信”，石碑虽已立起，无限勒索斗尖、地皮的事件，还是不断发生。 一九四七年，当孔德成大搞反攻倒算时，为了刺激爪牙更积极为他卖命，曾下了一个“手谕”：“取消斗尖地皮改称赏粮”，规定：“首先催齐者得全数；次催齐者得半数；不齐者免。”（《孔档》8927号)于是，大小爪牙相互竞争，千方百计地向佃户们逼租。斗尖、地皮之外，验租、入仓，也是层层刁难。佃户们说：“进府交租步步难，步步血泪步步冤。” 交纳租银的佃户，也要受许多“正额”以外的勒索。一个是“加耗”，每一两租银要加耗银一钱八分；二是“戥(deng音等，一种小型的秤)头”，就是过秤时的附加，好银每两加 一钱，次银加一钱五；三是“解费”，每交租银一两，外加解费（运送费）四分。名目繁多的附加，带来计算上的麻烦，后来干脆合一起来，每两加四钱。除了这些明文规定的额外勒索外，其它如大戥盘剥，钱银比价等，还有许多花招和敲诈。一九二四年，管勾衙门的“征收条例”上分明公布：“每两银折京钱九干三百文”，但实际征收时，硬要”一两银折钱十八干文”。（《孔档》6740号)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孔府的地租，号称“万年租”。就是说，他家的地租是祭孔用的，事关“圣祖血食”因而“丰年不增，歉年不减”，万年不变。其实，“丰年不增”，只因为已经敲骨吸髓，无可再增了，而“歉年不减”，才是它的本意所在。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黄河决口，郓城一带被淹。屯官报告说：“南北东西约六十余里，共有一百余村，平地水深七、八尺、丈余不等。二麦方入场中，遂就漂没。田地俱为水国，庐舍化为丘墟，…淹死人数无算。屯民现大堤存身，糊口无资，栖身无所。”灾情可谓相当严重了！但是，”仁者爱人”的孔府却逼租说：“"各屯应征祀银，原备祭祀之用，不得丝毫拖欠。即遇有水旱偏灾，亦向无豁（免）缓之例。…所有本年秋征各名下应交银两，赶紧完纳，不得借词观望。如有抗限延挨者，就近追比！”（《孔档》4118号)什么“富民”，“利民”，什么“仁慈”“乐善”，孔府不管灾情多么严重，对那些“糊口无资、栖身无所”的灾民，还是一粒租粮不能缺，就是“大堤存身”，也必须进行“就近追比”，剥削是何等残酷！ 除租粮、租银这些“万年租”外，据农民控诉：孔府还迫使一部分佃户，专纳某种实物 ==========第18页========== 或专提供某种劳役。其中有所谓：萝卜户、粉条户、豆芽户、香椿户、桃户、杏户、鸭蛋户、鱼户，菱米户，芡实（鸡头米）户、盘子户、碟子户、炊帚户、苕帚户、坛香户、年花户、花炮户、门神户、屠宰户、运盐户、船户、喇叭户、点炮户、杠子户、盒子户、祭猪户、祭牛户、祭羊户、嚎丧户等等。真是名目繁多，无奇不有。 孔府劳役更重，就拿推冰块来说，"衍圣公”老爷们夏天要冰块降温，就逼迫佃户们在寒冬腊月给他储备。孔府规划城关附近八个官庄的佃户，每种地一亩，要推冰六块；每块三尺见方，一尺三寸厚，由护城河西北角推到孔府花园后窖收藏。曲阜气温不太低，结冰一般不厚，孔府命令先闸住护城河水，然后每次放水二寸，直到冰块合乎要求为止。一进腊月，佃户们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顶风冒雪，披星戴月，凿冰推冰，往返于荒野朱门之间。冰块稍有缺边少角，谩骂加上拳打脚踢。退休干部、曾经当过孔府佃户的毛荣福，解放前家里租种孔府二亩地，照例该运冰十二块。不幸父亲死得早，他才十一岁，就应了“圣公府”的冰差。毛荣福帮着五十岁的老母，一老一小，孤儿寡妇，朔风愁云，雪地冰天，怀着满腔怒火，抬着沉重的冰块，在“圣人家”的高墙外面挣扎！这就是孔丘、孔府的“仁”，这就是他们的“爱”！. 除了上面揭露的种种剥削外，还不时有各种临时加派。“衍圣洲皇帝进贡，所有贡品概由佃户交纳。如一五九一年（明万历十九年）一次贡品，仅郓城、平阴两屯就交纳绵绸二十 八匹、生眼布六十匹、平机布九十匹、粗布一百匹、花绒三百斤，香油三百斤，都由两屯佃户交纳。(《孔档》0060号)碰上皇帝到曲阜“朝圣”的时候，佃户就更加遭殃了。除了修桥补路、搭棚扎彩、织席编蒲等劳役外，还要随粮交纳若干钱财。一七七一年（乾隆三十六年）1皇帝又到曲阜“朝圣”，孔府趁机敛财，勒逼屯户每亩出钱二十文，厂、庄佃户，每租银 一钱，摊大钱四十文。（《孔档》5145号)此外，孔府里的婚丧嫁娶，得子过寿等日子，往往也征调佃户的财物，广施其榨取和勒索的卑鄙伎俩。 放高利贷，也是孔府的一种剥削方式。据说孔丘是很少谈利的(“子罕言利”)，孔府在表面上也很少谈利，口头上总是挂着“仁义道德”，可是他们放起高利贷来，那真是心狠手辣！据记载；孔府向外放债，年利率竟高达百分之一百二十三！（《孔档》3996号)孔府还利用青黄不按时期，向农民放粮；春借一斗，麦后还二斗。 有时发放霉烂麦子，借一斗烂麦，还一斗好麦。又放种粮，也是借一斗，还二斗。（《孔档》4806、4812号)高利贷里还有一种所谓“牛租”，也就是孔府出钱买牛买马，加百分之 四十至五十作价租给农民使用，农民可使用三年，并分三年还清租价；但最后牛马仍得由孔府收回，另行处理。(《孔档》4790号)农民在这种重利盘剥下，常有牛租未及还清，人已活 活饿死的。一七三二年（清雍正十年），齐王庄催租册记有：“（康熙）四十二年（一七O三年）， 饿死地户一名，孔尚淳，欠牛租银三两一钱。”（《孔档》4729号)事隔三十年了，孔府对一个因饿死而还欠三两银子的陈帐也死死抓住不放，这就是孔丘所谓的“君子怀德”的实质所在。 孔府的另一种剥削是霸占集市，抽收集税。各屯厂及官庄所在地的乡村集市，概由孔府霸占，并委派地方恶霸充当集头，强行抽取集税。孔府除了常年从这些集市上获得巨额集税外，还用不时更换集头的手法，经常收入集头的“认差费”。孔府为了抬高集头售价，竟把集头当作奇货，公开招标拍卖。一九四一年的一张布告说：“庠厂集现届年满，着于夏历七月五日来府投标。”（《孔档》8878号)“罕言利”的幌子，掩盖着的是孔府的无孔不钻，唯利是图！ ==========第19页========== 此外，孔府还利用权势，以开设当铺、经营钱庄、发行钱票等手段大发横财。孔丘所要富的，利的是那个阶级，是些什么人，不是很清楚了吗？ 讲的是“节用”、“爱人”，生活是花天酒地 “节用而爱人”也是孔丘“德政”的一个方面，其实，孔丘自己就是一个非常讲究衣食排场的贵族老爷。什么“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什么”席不正，不坐”，什么穿黑色的羊羔皮袍，一定配上黑色的罩衣穿白色的鹿皮袍，一定配上白色的罩衣；穿黄色的狐皮袍，一定配上黄色的罩衣等等。孔府继承祖宗的衣钵，每年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无数民脂民膏，更是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衍圣公府”占地一百多亩，厅堂楼馆四百余间，还有种满奇花异草的后花园。这座宅第，始建于明正德年间，嘉靖时建成，后又多次扩建翻新，仅清道光年间完成的一次修建，就用银六万六干四百余两（见《修衍圣公府纪恩碑》），比起明代修筑曲阜一座县城所用三万五干八百余两银子，几乎要多上一倍。据《清实录》载，当时米价每石一两至一两五钱银子。如按一两五钱折算.可买米四万五千六百石。 住在这座深宅大院里边的历代“圣裔”，都象他祖宗孔丘一样，一面唱着“节用而爱人”的骗人曲调，一面穷极奢华，用衣食住行上的排场来显示自己的"高贵”身分。 据一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随时找衣簿》中记载，一九一七年十月到一九一八年十 一月，一年时间内，曾从衣库中提出各种绫罗绸缎、单夹皮棉的不同样式衣服四百一十九件，其它没有提出的，更不知多少。 饮食方面的浪费，就更难清算。据一八八一年（清光绪七年）的一本《司房支销款项帐簿》记录，十二月二十九日孔府的四老太太过年用的食品，竟有如下之多：冬笋十斤、青果五斤、口蘑二斤半、海米四斤半、年糕五斤、桔子五斤，腐乳二罐、酱王瓜二罐、酱核桃二罐、蛋糕一合、甜酱十斤、砂仁四两、槟榔二斤、筒子鸡二只.双窨香片一斤、安徽茶一捆、笋尖半斤、曲五斤、木耳半斤、鱼翅一斤半、海参半斤、元酒十五斤、满坛官酿四匣又续用肉三十斤。此外还有红花大碗十个、七寸（盘）十个、饭碗十个、面碗十个、红花茶碗 十个等。这一个年除夕，仅这个老太婆，就在食品及饮食用具方面耗掉八十三干一百二十干文；这天的肉价是每斤一百二十文，可买肉六百九十余斤。他全家这一天的食用开支是七百 一十四干零九十四干文，可买猪肉五干九百五十斤。（《孔档》6079号)孔丘“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的后辈更是精上加精，细上加细。 如果有了什么喜丧大事，那个糜费就更大了。据一本《咸丰二年庆寿席面帐》载，这年( 一八五二年)八月二十四日，“衍圣公”孔繁颢的老婆过生日，共摆酒席四百六十四桌，从 八月二十三日摆到九月初五，连续十几天，用去钱一干三百八十九干干文；六菜以下的还不计在内。（《孔档》6066号) 孔府里，不仅几位老爷吃着山珍海味，就连猫儿狗儿，也和它们的主人一样，过着奢侈生活。一九二八年《日用银钱流水帐》上，记着有这样的几笔：闰二月初四日，支猫鱼钱三干文，狗肝（喂狗用的猪肝）钱十二干文。初九日，支鸟食钱二十四干四百文。三月初一，支 ==========第20页========== 鸟食钱十七干六百文。(《孔档》8097号)正是这年春天，曲阜蝗蝻成灾，“田禾食尽”饥寒之状，莫可言喻”·（《孔档》6751号)孔府十八官庄之一的西岩庄，饿死佃户三十余人，逃荒八十余户，另一官庄红庙庄，佃户朱本山的母亲，把两个十岁左右的女儿卖到济宁戏院，身价二干文，剩下一个小女儿，终于还是卖给了地主，身价大洋两角。（《红庙村史》)农民的三个女儿，抵不上孔府的鸟食钱。我们要大声责问：他们的“富民”，到底是“富”了那个阶级的“民”？！ “衍圣公”出行，前呼后拥，耗费的人力物力，也相当惊人。据记载，一八七九年（光绪 五年)清明节，孔令贻去孔林上坟，那个仪卫队的显赫郝阵容是：炮手一人、锣夫四人、鼓乐 四人、高帽四人、东门提炉二人、内门提炉二人、对引马三人、马夫四人、轿夫八人、预备轿夫一人、帮轿二人、大跟班四人、小跟班五人、长班一人、家丁十五人、东房仪卫若干人、监胙一人、影堂二人、正身一人、司垫一人、挑供一人，茶挑二人、挑银二人、厨役一人等等。（《孔档》6067号)这支近百人的队伍，弯弯曲曲，吹吹打打，活象迎神赛会的一般。如果“衍圣公”进京，那个队伍就更庞大了。那里面，除了带的贡礼和人马外，沿途各 州县，都得动员起来。如一五九O年（明万历十八年），“衍圣公”由水路进京贺“万寿节”( 皇帝生日)，事前通知沿途各县，准备“印官一员、大轿一乘，轿夫三班、皂隶十八名，扛夫三十名、坐马两匹、中马二十五匹、马快十名、吹鼓手一付，雨具全，遇夜多备灯火。”(《孔档》0060号)返回时经由陆路，又通知沿途十九个州县，提前准备一应人员物品如仪。孔丘当年出门必坐车子，为的是怕失掉身分，他的后辈这付排场，也是学的祖宗。可是，不管他装扮得多么威风凛凛，在劳动人民眼里，他们都是一群丧家之狗。 孔府里发丧，遵照孔丘“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的祖训川，闹得更加排场。一次丧葬往往拖上好几年，其劳民之深.伤财之重，真是无以复加。据帐册计算，孔令贻丧葬，共耗去大洋一万一干七百一十四元一角一分，钱一万九干六百五十一干六百二十文。其中的一棺 一椁，即耗洋二干三百七十一元二角七分，钱一干零四十干二百干文；焚掉的纸扎冥器，费洋一千一百二十八元五角，钱一干三百三十七干九百二十千文。（《孔档》6640号)出殡那天，仪卫执仗多达一百八十五种，排到五、六里长，从孔府大门直至孔林墓地，塞得个水泄不通。为了抬孔令贻这具尸体，还特地从北京聘了六十四名扛手，演习了一个月，直到能在扛子上放一满碗水，走起来滴水不洒为止。他们就是这样的一群死了还要剥削的剥削鬼。 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盘佳肴万户膏。孔府的豪华、奢侈，腐朽、糜烂的生活，他们的一衣一食，一花一草，无不是劳动人民血汗所凝成。但是，在孔府压榨下的户人，却过着牛马还不如的生活。 据《红庙村史》记载：解放前全村一百一十户，有九十多户给孔府当佃户，过着“破屋露着天，破衣露着皮，破锅漏了底”的悲惨日子。一九二七年旱灾蝗害，几乎颗粒不收，而孔府的租粮却少一粒也要治罪。因此，全村有八十五户逃荒要饭，三十五户卖掉六十多个孩子，饿死七十多人，十二户全家死绝。又据孔府原胡二窑官庄，现胡二东大队贫下中农控诉：过去全村一百多户的五百多口人中，一半以上逃过荒、要过饭，有的侧是祖祖辈辈要 饭。《孔档》中，也大量透露了农民的生活实况。一六六O年（清顺治十七年）独山屯佃户控 告说：“去岁摧征，屯户无奈，有破家罄产者，有鬻男卖女者，惰极难堪。”(（《孔档》4105号)一六八一年（清康熙二十年），独山屯佃户刘朝相，向孔府借麦一斗五升度荒，因无力偿还，被逼身死。（《孔档》3904号)一八四二年（清道光二十二年），曲阜“孟承信因佃种衍圣公府官地”交不起租子，也被逼而死。（《孔档》4133号)这里征引的，只能是无数件当中的一两件。就从这一两件血泪斑斑的记载中，已经可以充分看到，在孔府的“仁慈”幌子 ==========第21页========== 下，在孔府的“乐善”伪装中，有多少贫下中农被榨干了最后一滴血，满含着无限的阶级仇恨，饿死在沟壑，露尸于荒野！ 今天，林彪也鼓吹什么“以仁爱之心诗人”，提倡采用"”忠孝节义”的“内容”，甚至用孔丘的“"智、仁、勇”冒充马克思主义，叫喊什么"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拚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这个挂着“仁义道德”招牌的“"君子长者之道”，就是吃人之道。它极力攻击革命暴力，但却遮盖着反动派手里的血腥屠刀。林彪和孔丘一样，一只手里高举着“恃德者昌”的条幅，另一只手则紧攥着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残酷屠杀人民的《“571”工程纪要》。林彪所谓的“民富国强”，就是要把劳动人民重新置于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奴役之下，让“衍圣公”那样的地、富、反，坏.右重新上台，骑在劳动人民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使广大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妄图把我们的国家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是，历史的发展，绝不以林彪之流政治骗子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劳动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他们通过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革命运动，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从孔丘到林彪等复辟丑类，都只不过是螳臂挡车，已被前进的历史巨轮轧得粉碎！ 培养反动爪牙的黑样板 为了实现“复礼”的美梦，孔丘还在三十多岁左右时，就开始着手办私塾，招收学生当孔丘周游列国，到处碰壁，没有办法，就灰溜溜地回到鲁国，更加狠抓教育，想通过办学培养一批能格守“周礼”的人，教育他们“学而优侧仕”，读书、做官、掌权，以达其复辟奴隶制的目的，其用心十分狠毒！孔丘重视培养学生和他的一系列教育主张，博得了历代反动统治者的同声喝彩，捧他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府也深解其祖宗的苦心，忠实地执行孔丘的教育主张，世代盘踞教育领地，为历代反动统治者培养了不少反动爪牙，并为反动统治者推行孔丘的教育主张，以孔孟之道培养反动爪牙树立了黑样板。 世袭教育领地 孔丘死后，他的子孙就在孔丘的旧房子里，讲经习礼，继承孔丘的事业，后来，慢慢形成了“家学”二二一年（曹魏黄初二年），魏文帝曹不下令重修孔庙，由孔丘的后裔“崇圣侯”孔羡主持，“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三国志》卷二)，正式成立了孔氏家学。到了一○一○年（宋大中祥符三年），更扩充孔氏家学为庙学，自此以后，便成为官方学校。 一O八六年（宋元佑元年），派教授，赐给学田；一O八九年（元佑四年），又置学正，学录各 一员。一三一四一 三二O年（元佑年间）增加颜，孟两姓子弟，改为三氏学。一五八七年( 明万历十五年)，又决定吸收曾姓子弟入学，改称四氏学。 封建政府建立四氏学，是要拿四氏学作为宣扬孔孟之道、培养反动爪牙的黑样板，这一点，《曲阜县志》上说得十分清楚：创建“四氏学，非直以崇报先圣贤也。盖将欲孔、颜、曾、孟之裔学孔、颜、曾、孟之学，而县学及天下学（全国学舍）之学孔、颜、曾、孟者，皆式子（效法）孔、颜、曾、孟之裔也”。（卷四十二） 为此，封建政府给了四氏学一项特权，使得“圣裔”可以更多更快地爬进统治者的行 ==========第22页========== 列，供天下效法。封建政府规定，四氏学在推选廪、贡生员时，可以照府学的名额，超过县学一倍。一六二一年（明天启元年）之后，更特许在省试举人时，为“孔氏后裔另编耳字号（试场)，于填榜时总查各经房，如孔氏无中式者（没有及格的），通取孔氏试卷当堂公阅，取中一名，加入东省（山东省）原额之外，但不必拘定一人”。（《阙里文献考》卷二十七)这叫做“无孔不开榜”。这个中举人的特权，明代规定为二人，清代雍正年间又增加为三人，有时是 四人。这些特殊权力，更反映出封建政府寄予四氏学的特殊希望。 孔府直接掌握下的四氏学，忠实地继承了孔丘“学而优侧仕”的方针，体现了反动统治者的希望。它给四氏学规定的宗旨是“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顺治九年礼部题奏碑），其反动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从四氏学里培养出来的“贤才”不断充实到封建国家机器中，其中许多人中了进士，当了翰林，做了知县、知府、按察使等，成为统治者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得力工具。据统计，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中，曲阜县中进士的共有四十四名，其中四氏学出身的占三十三名；请嘉庆和光绪年间，曲阜县选为翰林的八名进士中，有孔氏学生七名。四氏学生员、道光十三年的进士孔昭慈，出任台湾知府，在十四年任期内，镇压过洪恭等人民起义六起，是一个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会刽子手。后来终于恶贯满盈，死于戴万生领导的人民起义军的刀下。道光十六年进士孔庆瑚，赴任贵州按察使，也残酷地镇压过苗民起义和桐梓的农民起义。四氏学廪生，咸丰五年举人颜士章，于太平天国大军北伐时期，“办理兖属团练，当防务吃紧时，会同官绅，乘城固守”因他的顽固维护封建统治，卖命守城，“加员外郎衔”。一八六一年（清减丰十一年），捻军打到口眸，四氏学庠生孔继升，办团练顽抗，被起义军活捉，这家伙还死守着四氏学宗旨，叫嚣什么“忠君爱民之义，顺昌逆亡之理”，被起义军严厉惩办。（以上均见《续修曲阜县志》卷五) 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四氏学的升官途径受到一定影响，孔令贻马上于一九○五年在原考棚创办“四氏师范学堂”，自任“总理”（即校长），培养举人级“贤才”。辛亥革命后，孔府更伙同孔教总会，鼓吹在曲阜设立“孔教大学”，以对抗革命思潮，直接训练复辟封建帝制的爪牙，由于群众反孔运动的日益高涨，没有得逞。 历史事实说明，孔府办教育，完全是为反动统治者培养镇压和屠杀劳动人民的会刽子手并给全国的学校树立了可供效法的黑样板。孔府之所以得到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重视，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净时期，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发展。毛主席说：“在五 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毛泽东选集》，657一658页)此后，这支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姿态和新的武器，坚持彻底地反对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封建的遗老遗少和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妄图对抗日益深入人心的共产主义思想，大刮起尊孔读经的妖风。在一九二四年冬、一九二五年春，孔府将四氏学改头换面，更名为“阙里孔氏明德中学”，以对抗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继续把它当做宣扬孔孟之道、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在校长孔德成颁布的学则中，对建学目的说得很清楚：因为当时“学潮日涌”，共产主义学说“日炽”；而那些懂得孔丘的政治主张的腐儒老朽们却“日渐凋零'封建的道德和"纲常伦纪，行将扫地矣”。在大好革命形势面前，孔府“为此之惧，欲杜横流，于民国十三年冬，竭筹巨款，创设本校”。说穿了，一句话，目的就是反对革命。 这所“明德中学”，由衍圣公孔德成自任名誉校长。学则里说：“额日明德，盖以阐扬 ==========第23页========== 孔道，极济世风；顾名思议，旨有所归矣！”这是说，学校取“明德”这个名字，是为了宣扬孔孟的儒家思想，对抗革命的潮流；从这个名字里，就能看出他们办学的反动意图了。孔府挥舞孔丘反动思想的破旗，妄想逆历史潮流而动，来对抗革命，只能是心劳日拙，但也足见其勃勃野心。 明德中学的主要课程就是读经。学则中说：“本校注重读经”，“课程之为修身、经学、乐学…”，完全用孔丘的老一套，来培养学生。培养的目标是：“异日（将来）毕业用世，各负卫道之责，胥（皆）成中坚之才，使圣德大为昌明。”在“衍圣公”的主持下，这所学校确为国民党反动派输送了不少“卫道”之才，培养了一大批屠杀人民的刽子手。 孔府掌握中的这所明德中学，在当时的曲阜城里，简直是一件复古的怪物。除了课程是读经外，休息日竟定为十天休息制，据说是遵照唐朝的制度；在十天里又选定庚日为休息日，这是为了尊重孔丘的生日。每逢祭孔，全体师生还要停课参加，“行跪拜礼”，如此等等。而最能标志它的复古精神的，便过于那一块悬挂在礼堂正中的“文行忠信”的校训（以上均见《孔档》8069号) “文行忠信”是孔丘教学的四项科目，“文”就是读经；“行”就是身体力行所学到东西，主要是“复礼”；“忠”和“信”是奴隶主的道德信条。孔府以此为校训，正同他主张读经和规定许多别的复古办法一样，象鲁迅先生在《十四年的“读经”》里说的，“他们的主张，其实并非那些笨牛尸般的真主张，是所谓别有用意”(《鲁迅全集》第三卷，第129页)，孔府是用这套办法来抵制正在成长中的共产主义。 但是，历史潮流是无法抵制的。不久以后，明德中学内部也慢慢兴起了进步的学生运动，“大为昌明”的不是他们所尊崇的“圣德”，而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孔府办四氏学，尽管也挂着孔丘“有教无类”的招牌，但并不是让四姓所有子弟都来上学。孔丘“有教无类”的条件是送一束干肉，即“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海焉”。孔府办 四氏学也要收高昂的学费、杂费、宿费，饭费等，仅学费每年就收八元，一般的四姓贫下中农子女，那里有钱交这样高的学费.所以，名为四氏学，实际入学的只是四姓中的地主、富商的公子、少爷，广大四姓劳动人民的子弟，被排斥在校门之外。“圣人门前文盲多”，这是解放前曲阜真实情况的概括。 曲阜地区的教育，据统计，一九四六年，全县只有小学八十四所，在校学生仅四干人；中学两所，在校学生仅五百人。全部入学人数还不到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二，这些学生中又绝大多数是地主富农等剥削阶级的子弟。这是什么“有教无类”？恰恰是“教而有类”，阶级性何等鲜明！这种现象正是孔丘“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主张的具体体现，正是孔府残酷剥削压迫的恶果。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曲阜县文化教育事业不断发展，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发展更快，到一九七三年，全县有小学四百十一所，在校学生达七万七干四百三十四人；中学五十七所，在校学生达一万 八干一百零一人。尤其贫下中农的子弟，开始掌握了文化，经济上翻了身，政治上当家做了主人。毛主席说：“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册，475页，曲阜教育事业的发展变化，是对孔丘和孔府办教育的有力控诉。 ==========第24页========== 林彪之流以孔丘为师表，也大抓教育的垄断权。他们一方面干方百计阻挠工农兵上大学，一面又躲在阴暗的角落，无耻地对其子女宣称：“大学就是为你们办的”，“你们是当然的接班人”；一面大肆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什么”变相劳改”，贩卖“学而优侧仕”的黑货，破坏毛主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部署。林彪一伙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面大抓教育垄断权，培养自己的接班人；一面又干方百计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培养。用心何其毒也！但是，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知识青年纷纷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革命青年以实际行动粉碎了林彪 一伙的复辟阴谋。 教子读经，衣钵相传 孔府除了兴办四氏学、明德中学等学校，为反动统治阶级培养接班人之外，对于他们自己的接班人“小衍圣公”的培养，更是煞费心机。怎样教子读经，承袭世爵，是孔府的一件大事。据《论语》记载，孔丘自己顽固读经，也一再严厉督促儿子读经。他说什么：“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把读经当成培养接班人的主要准备工作。他们所读的“经”，是指商、周以来的《诗》、《书》、《礼》、《乐》、《易》等，即记录奴隶主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道德观念和典章制度的一些书籍。其中“礼”是最基本的。孔丘教子和教学生，就是向他们灌输这些奴隶主的思想，并强调要他们身体力行，积极参与反革命政治活动。 在孔府里面，有专门为“小衍圣公”办的“学”，聘有好几个所谓的正统名儒，整天用祖订的经书、家传的规矩，向接班人灌输。从孔德成少年时代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孔府对培养接班人是用尽了心机的。孔德成每天接受的知识，全是经书、经书、经书。在各种经书中，他尤其推重《礼》，推重这个复辟奴隶制的政治纲领。 他很欣赏“先究研三礼（三部关于《礼》的书），而后三传（三部解释《春秋》的书），如是则学纯粹”这样一条儒家的"名言”，认为”《礼》难于诸经而为群经之本”，完全融会了他家祖传的“复礼”的精神。 对于一些儒家人物，孔德成很推重发扬孔孟之道的鼻祖董仲舒。他说：“惟西汉董子始以《礼》说《春秋》，故不愧为汉代醇儒也。”(《孔档》8277号)孔德成佩服董仲舒，是因为董仲舒懂得“礼”的重要性，佩服他抓住了孔孟之道的精髓；也就是说，看中了董仲舒的反革命本领。这就是孔德成读经的主要收获。孔府延师聘儒教孔德成读经，当然是为了让他继承这个复辟世家的反动衣钵，帮助反动派维护旧制度、旧事物的。 无独有偶，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也象孔丘一样，不仅自己读经，还念念不忘教子读经，教他儿子从孔丘的经书中吸取反革命毒素，还要他的儿子效法孔丘，“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其罪恶用心，是不说自明的。林彪自比奴隶主头子周文王，用周文王传授统治经验的遗嘱教育儿子，梦想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世袭王朝。但是，历史绝不是照着孔丘的经书向后倒退，而是冲破那一套经书的束缚，通过阶级斗争的推动，滚滚向前。 ==========第25页========== 劳动人民从来就是反孔的 奴隶和奴隶主历来是势不两立的，一切被剥削者和剥削者都是不共戴天的。早在两干多年前，奴隶在推翻奴隶主残暴统治的同时，就曾对孔丘这个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进行严厉的批判。著名的奴隶起义领袖跖，就义正辞严地痛斥孔老二：“作言造语，…多辞谬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罪大极重，”是莫大的“盗丘”。（《庄子盗跖》)正是由于奴隶们不屈不挠的斗争，才使孔丘的复辟阴谋遭到了可耻的破产，推动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 整个封建社会中，劳动农民的反孔斗争，特别是曲阜一带农民反对孔丘和孔府的斗争天也不曾停止过。尽管历代反动统治者大力宣扬孔孟之道，要人民“听天由命”，“安分守己”；尽管历代“衍圣公”们玩弄假仁假义，要户人“克己”“忍讼”，“戴德感恩”，但是，哪里有压迫剥削，哪里就有反抗斗争。劳动人民反对孔丘和反对孔府的斗争，象大海的怒涛，长空的狂飚，谁也无法阻止，谁也无力抵挡，它横扫“孔家店”，涤荡“圣公府”，把“衍圣公”们和他的老祖宗，打得个人仰马翻。落花流水。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响亮地提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革命口号，与孔孟之道的“君权神授”针锋相对。揭竿而起的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要用农民阶级的“天”代替地主阶级的“天”，实质上也是对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观点的有力批判。宋代初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要“等贵贱，均贫富”。元末红巾军起义，提出“杀尽不平”。明末李自成起义，提出要“均田免赋”，等等。这些口号是对那种永恒不变的封建等级制度的有力冲击，是对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的深刻批判。太平天国起义时，公开指责孔丘的书“甚多差谬”，正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邪说”，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盾鼻随闻录》)太平天国发表了一系列革命文献，制定了一系列革命的政策和措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荡涤了孔丘的反动思想，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把农民的反孔斗争推向一个新高峰。 劳动人民不但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决反对孔孟之道，而且还以直接的革命行动，用刀枪冲击孔丘的“圣灵”，批判孔孟之道。 十五世纪中叶前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河北人刘六（刘宠）、刘七刘宸)于一五一。年（明正德五年)揭竿起义，发展很快，第二年已有十余万人参加。他们打着“重开混沌之天”的革命大旗，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重新开辟新天地。一五一一年二月，义军进驻鲁西一带，孔府佃户纷纷携械参加。二十七日，起义军打到曲阜（当时曲阜县城在今曲阜城东郊），“焚官衙，县治为墟”，当晚冲进了封建思想堡的孔庙。 孔庙历来被统治阶级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庙中大成殿卫供奉着孔丘的泥胎像，更加不可侵犯。但这些造反的英雄们，就偏在大成殿前喂马，敢于蔑视地主阶级的“圣灵”。庙里有个奎文阁，又叫“御书楼”，藏着历代皇帝赐给孔丘后代的书籍。这些被地主阶级奉为金科玉律的《四书》《五经》，这些所谓的“"圣人”之言，是地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理论根据。英雄们毫不看在眼里，把它扔进了污水池塘。第二天他们路过那所据说是孔丘讲过学的洙泗书院，一把烈火烧了它的大门，干得痛快淋漓。起义军的反孔怒涛，冲击了封建”圣人”的老巢，吓坏了大小封建官僚。为了保住孔庙这个顽固堡垒，反动政府决定” ==========第26页========== 移城卫庙”，把曲阜城从几里外迁到阙里，修成了一座以孔庙、孔府为中心的封建城堡，即现在的曲阜城。孔庙内至今还存在的一块《城阙里记》碑，就记载着这次反孔壮举和地主阶级的惊恐丑态。碑文说：“正德辛未，盗入兖，以二月二十七日破曲阜，…是夕移营犯阙里（孔庙所在地），秣马于廷，污书于池，…族属散走，神木震恐，岌岌乎危亦甚矣！”读起来真叫人拍手称快。 一六二二年（明天启二年），山东巨野人徐鸿儒领导的农民起义，在邹县活动时，就打进了孟庙，冲击“亚圣”，并杀死拼命保护祖宗的孟轲六十代孙孟承光，然后乘胜向曲阜进军。 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捣毁了私塾里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公开向孔丘宣战，向整个封建制度宣战。为了启发农民群众的觉悟，他还编了一个故事，让“皇上帝”作为革命农民的化身，借“皇上帝”的权威宣判孔丘的罪行，孔丘再三讨饶，哀求不已。孔丘的威风扫地以尽。 捻军配合山东各地农民军起义时，起义军在孔丘的出生地大造其反，他们放火焚烧祭祀孔丘母亲的颜母祠，还占据了尼山书院（祭孔之处），在那里安营扎寨，把看山八户、看庙小甲、看祭祭头，统统赶走，不准祭孔。还冲进了洙泗书院，砸了祭器和孔丘牌位，表现了他们对反动阶级“圣人”的深仇大恨。 至于直接受孔府压迫，剥削的佃户、庙户，更是经常不断地以刀枪、棍棒、以实际行动冲击“圣灵”，批判孔孟之道，对孔府和反动统治者勾结，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罪行，进行了前仆后继的和各种形式的英勇斗争。 拿起武器，参加起义军 据现有材料证明：明清两代凡活动在曲阜附近的农民起义，均有孔府的户人参加，刘 六、刘七之外，还有：明朝天启年间的徐鸿儒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清朝康熙年间的盐民起义、榆园军起义，嘉庆年间的天理教起义，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军、捻军起义，光绪年间的义和团起义，等等。孔府的户人怀着对“圣人家”和整个剥削制度的仇恨，拿起武器，走进浩浩荡荡的起义军行列。 佃户们了参加起义军，往往是整屯整庄出动，把屯、庄变成了起义军的根据地。一八五 二年（清咸丰二年），邹县及驸近农民起义，官军屡吃败仗。后来，“衍圣公”向官军提供了情报，兖州镇武将富新率兵“围剿”，起义军突围；官军紧紧迫赶追到孔府官庄（即佃户庄)，全庄青壮年，立即拿起鸟枪、测刀，同起义军一起杀退官军，狠狠地教育了富新。富新吃了败仗，向孔府报告说：“与匪接仗，先毙匪数十名，该匪窜至官庄，聚集大伙，我军众寡不敌，未能得手。”（《孔档》6047号) “衍圣公”只看到武装起来的一支农民起义军，以为一“剿”即灭，却根本不能懂得，起义军是武装起来的农民和佃户，而官庄的佃户，则是一触即发的农民起义军。 佃户参加义军，当然是一律抗了孔府的租差的。清咸丰、同治之际的十余年间，在太平军、捻军影响下，鲁西南一带，农民纷纷起来造反。“捻旗竖在庄，不纳银子不纳粮。”在这个时期，孔府佃户抗租的也最多。一八六o年（清咸丰十年），孔府管勾官刘德昭报告说：“赴屯（郓城屯）开征，当无一户完纳。”一八六一年（清咸丰十一年），孔府自称邹县的情况 ==========第27页========== 是：“所有祀银，无从催征。”一八六三年（清同治二年），管勾官又报平阳屯的情况说：差役下乡，不见甲首，以致祀银碍难催办。”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郓城屯屯官报告：曹属屯民，皆已四散（参加义军去了），一时难以征收。”（以上见《孔档》4143号、4111号、4117号) 佃户一旦参加义军，不仅抗租，抗差，还把斗争矛头指向孔府的大小官僚。一八五四年(清咸丰四年)郓城屯官衙门的财物，被起义军公开“车拉马驮而走。”（《孔档》4116号)孔府原设在巨野县赵家河的管勾衙门，因怕起义军清算，移到管勾官的村中，并设团练保卫。但结果还是被佃户参加的起义军"抢劫一空，房屋烧毁”。（《孔档》4111号)一八六一年(清咸丰十一年)捻军打到曲阜，在九龙山战役中打死了五品圣庙执事官孔昭颖。（《续修曲阜县志》卷五)至于佃户参加起义军后，殴打孔府狗腿子的事，更是司空见惯，难以列举了。 在平时，户人们也不断通过抗租抗差，殴打、惩治孔府爪牙，集体退佃等多种形式，反对孔府，反对祭祀孔丘。 组织起来，抗租抗差 孔府对户人的剥削、奴役，向来挂着祭孔的招牌，什么“圣祖血食”、“祀租”、“祀典攸关”，一颗也不能减，一刻也不能缓。但是，户人们也针锋相对，抗租抗差，反对祭孔。仅就清一代的有关材料看，户人的斗争经历着从个别到集体，从分散到有组织，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一七五八年（清乾隆二十三年），滕县佃户有组织的发动了集体抗租。这年佃户陈凯在租的孔府一分园地上种了黄瓜、茄子。麦收时，孔府牛管事带领差役来分收麦子，不问青红皂白就硬在菜地上垛起麦秸。陈凯的老母和牛管事讲理，管事反而打了这位老人。佃户宋之荣上前劝阻，牛管事又把他打骂一顿。宋之荣对这种野蛮行为，忍无可忍，也还了手。管事打佃户，在他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符合“劳心者治人”的道理，佃户还手打了管事，岂不是“犯上作乱”，翻了天吗？管事通知县衙门，县太爷赶忙把宋之荣、陈凯押了起来。 孔府佃户世世代代饱受孔府剥削和压迫，本来就有满腔怒火，这次事件，更激起了他们对“圣人家”的深仇大恨。于是，一场有组织的抗租斗争展开了。 六月二十八日，佃尸陈荣、宋珍、王坦、丁士则等四十余人，代表各村佃户，在宋之荣家开会。他们决议“共同一局，抢劫官场”，把被孔府霸占的劳动果实，全部收回，绝不留下一颗一粒。如果管事来阻挡，就群起共同对付，大家出钱、出力和他们斗争。这个决议，最后由宋珍的儿子宋兴礼执笔，写成了誓约。 七月，秋谷成熟，孔府又派来了爪牙，照例进屯分谷。没料到，佃户陈荣带头，各村一致行动，将谷子全部运回自家场内。爪牙们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阻挡。佃户们摆好阵势围住他们，有力地警告说：“绝不分给一柴一粒”！孔府的爪牙，平时张牙舞爪，耀武扬威，这次，在组织起来的佃户面前，看看形势不妙，只好忍气吞声，夹着尾巴逃跑了。 由于这场大规模的有组织斗争的胜利，佃户们认识了自己的力量，此后这里抗租斗争更是不断发生。佃户们经常将“官场”的庄稼，运到自己场上。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有集体的，也有分散的。到一七七二年（清乾隆三十七年），当年曾因劝架而被关进监牢的宋之 ==========第28页========== 荣，又率领儿子宋二黑、宋三黑，痛打了到屯分租的王管事。一七七七年（清乾隆四十二年） 二十年前领导过抗租的老将陈荣，又串连二十多户佃户，在一个夜晚把地里的麦子，全部收进农民家里；他们把反对孔府的斗争传统，亲手传给了新的一代。（《孔档》4144号) 在农民革命烽火遍燃全国的年代，这样有组织的抗租斗争，更是前赴后继，此伏彼起。 在成干上万件孔府残害佃户的案卷中，我们发现了一张佃户召开抗租秘密会议的通知： “西关亲友知：反（凡）有屯厂地之主（指租孔府土地的佃户），皆在萧永祥茶铺内，商义(议)上曲阜的蚂蜡（蚱）灾。八月二十三日早辰（晨）见面。” 这张写于一八五六年（请咸丰六年）的，长21.5公分、宽4.5公分的大红纸条，已经保存了一百多年了。它是劳动农民反对孔府的有力见证。 自一八五三年以来，鲁西南连年灾荒，正在这时，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颁发《天朝田亩制度》，宣布“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风穿，有钱同使”，实行土地平分。消息传来，孔府佃户人人振奋，积极酝酿反对孔府的大型斗争。 一八五六年秋，蝗虫遍野，颗粒不收。孔府的“万年租”象万丈毒蛇，严重地威胁着佃户。这年八月，孔府爪牙到滋阳厂校场厂收租。开征多日，没有一户理睬，小甲又挨门逐户催逼，还是没有一户交纳。佃户们一致抗租，显然是有组织的。孔府着了谎，派出爪牙多人，用各种卑鄙手段去寻找线索。后来，终于弄到了上面说的那张会议通知单，并侦知会议组织人是佃户高登汉。小甲拿着这张通知，仗着孔府的权势，找到高登汉质问，罪名是：欺灭圣祖（仔孔老二），立帖霸银（组织集体抗租）”。高登汉理直气壮、义正辞严，对小甲进行驳斥，小甲说理不过，反诬高登汉“口出不逊之言，肆行嘈辱”，群众气极干脆将这个狗腿子狠狠揍了一顿，轰出村门。干得真是痛快！孔府得到消息后，以“大干王法”之“罪”吩咐兖州县“严行确讯，按律惩办”。但还没等到县里的差役赶到校场厂，佃户们早就掩护着高登汉安全转移了。抗租的组织者虽然暴露，但有组织有计划的抗租斗争还在继续进行着。（《孔档》4137号) 孔府的户人不仅以抗租不缴的办法反对祭孔，而且直接反抗孔府难派的有关祭祀和其它各种杂差。 一八O九年（清嘉庆十四年）秋丁，邹县云山营、西庄两村孙，于二姓庙户，实在不能忍受 这种压迫，在孙克盛、于士亮率领下，四十余户拒绝到曲阜服役。“贻误祭圣”，这罪过可不小啊，管庙户的正身头刘士干“飞奔该处传唤”，搬出“圣人”、“王法”，强迫户人到曲阜当差。但是，庙户们却不管他扛什么吓人的招牌，派什么罪过，针锋相对地回答：“俺不服公府管了，你好好地回去吧，若是再来烦扰，俺就将你这狗腿打断。”刘士干只得乖乖地溜走，向主子报告去了。（《孔档》5073号) 一八⊙七年（清嘉庆十二年），“衍圣公”孔庆熔葬祖母程氏，大量调用户人服役。三月，郓城屯屯官传令佃户高化龙、王连玉、霍士选，带领全屯实在户到曲阜应差。当时正值春荒，佃户们既误不起工，也带不起吃的。他们三人召集全屯南北十二牌的佃户，于初三日在萧皮口集合。这天他们事先将前来督催的屯官，诱置在杂货店里休息，然后集合佃户开大会，商量抗差。这些祖祖辈辈给“圣人家”当牛做马的佃户，在高化龙等三人带领下，个个 ==========第29页========== 斗志昂扬，信心百倍，一致决定；不到曲阜服役当差。等到屯官发现，早已找不到一个人影了，只得慌忙奔回曲阜向主子报告。孔府派了差役持信票捕捉高化龙等。他们早有准备，差役刚刚进屯，高化龙就带领高化显、高化燮、高化图、高化南，霍士训等若干户人，将差役 一行，狠狠地揍了一顿。(《孔档》1324号抗差斗争再一次教训了孔府和他们的狗腿子，又 一次取得了胜利。 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组织起来的农民，具有无穷的智能和威力。他们不仅敢于抗租抗差，痛打管事，而且懂得“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道理，关押甲首，审判屯官，对剥削者以有力的打击。 “圣人家”既能设立牢房，关押、拷打佃户，佃户也能设立牢房，关押他们的大小狗腿子。 一七二七年（清雍正五年），孔府差役到平阳屯逼租。一进屯就要吃要喝，百般敲诈勒索。佃户程唐等同他讲理，差役出口骂人，程唐当场揍了他。差役“惧势莫敢言”，偷偷地溜走了。第二年春天，甲首们又来逼租，程唐和佃户们还是不买他的账。甲首们想吓唬程唐，扬言说他去年带头闹事，打了差役，今年又抗租不交，要捉他送曹州府关押。程唐和大伙商量，一致决定；他们要关押我们，我们就关押他。四月十七日，程唐集合了三十多人，在散集路上，把刘华麟、王欣、李珍、王敬甫，李建伦等五个甲首统统捉住，趁天黑解到城里，关押在一个秘密地方。开始这些家伙还吵吵嚷嚷，要求送他们到官府由“王法制裁”，阴谋以此脱身。佃户们自有“民法”，不理“王法”那一套，派人轮流看守，还经常训斥，要他们改过自新，以后不准再欺压佃户。最后他们找保具结才被释放。一个被押的甲首，事后哭丧着脸对其主子说：“不官（不送官）不放，百般凌辱，一月有余，方准讨保回家。”（《孔档》4102号)真是大快人心。 一八三四年（清道光十四年），钡佃户屯有组织地抗了二百多两银子的租。第二年年初，孔府派差役到巨野，协助屯官李思望坐柜逼租。一连几天，没有几个人来交租。这个屯官想”惩一儆百”，就将佃户宣保信捉来问“罪”。刚刚押进店门，佃户宣世德，杨万举。杨万鞭等就带领六十多人赶来。他们救回宣保信，把差役统统绑起来，卡住前后门，然后将李思望押到店堂中央，几十个佃户拿着棍棒，团团围住；宣世德坐上收租柜台，有理有据，怒斥孔府的滔天罪行，宣告佃户的斗争决心。佃户们审判起屯官来了。昔日威风凛凛的李屯官，吓得面无人色，哆哆嗦嗦地献上租银花名册，再三乞求饶命，表示以后绝不再来逼租。佃户们当场烧毁租册，严厉教训了这个爪牙，并且警告他：再来就要你的狗命！（《孔档》4108号) 集体齐退佃，饿死寄生虫 孔令贻曾经迷惑佃户说：“食王水土报恩难”；孔孟之徒和一切地主阶级分子也总是说，是地主养活了农民，因而他们经常用夺佃来威胁农民就范。但是农民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如果他们都不给地主种地，这些“食于人”的寄生虫就要活活饿死。所以，他们也针锋相对，以集体退佃的办法来反抗地主的压迫。 ==========第30页========== 泗水县魏庄，是“钦拨”十八官庄之一，有孔府二十余顷土地。魏庄佃户具有英勇斗争传统。孔府说他们“疲顽刁狡，积惯抗欠，不服管束”，“持强藐视，相习成风，全无顾忌”。一七九八年（清嘉庆三年），他们“聚众反抗”，将孔府派去的管事姜书永狠狠的教训了他一顿，因而“气死”。一八○五年（清嘉庆十年）又将管事伊仲干也“气死”了。次年春，孔府又派得力管事陈见侯催逼麦租，又被“鸣钟聚众”驱逐。连派三个管事都不济事。到秋季，孔府破格派出了四品执事官孔毓升去“坐镇”。当时的四品官比县太爷还高三级，又是“圣人之后”，气派自然不小。孔府派出这样的人物去收租，显然是想以“势”吓人，唬住佃户。 这位四品官，人夫轿马，携眷带口，气焰嚣张地到了魏庄。但是，佃户们还是不买他的账。从八月十五开征直到十月，所收银、粮寥寥无几。他一面向主子呈报，请再增派差役以便加紧催逼；一面大耍官威。十一月初一，佃户赵连奉去应付他们的紧催硬逼，孔毓升多方挑剔，赵连奉不服，这位四品官喝令爪牙当众杖责，连板子都打折了。但是，有着斗争传统的魏庄佃户，是吓不倒的。初三日夜间，忽听得魏庄四个庙里的大钟连声急响，佃户赵连奉、冯宗先、王好诗、高士秀、邵继节等人，刹时间集合起“结为‘齐心社'”的佃户二百多人，赶到孔毓升住处，层层围住。佃户们手执锨镢等农具，扬言要退佃不种。孔毓升一见人多势众，早吓得魂不附体，龟缩在内室不敢出来了。包围着官宅的佃户们高声大骂，“上至历代祖宗，下及子子孙孙”，把孔老二和历代“衍圣公”的罪行痛斥一通；佃户们还恐吓他说：“我们抗住的庄子（抗了租的庄子），公府也不敢来催”，你竟敢逞能，“今日定要结束你全家性命。”在斗争中，佃户们表现了良好的纪律性，他们有组织地轮流看守。孔毓升“百般哀求”，想派人混出去求援，“且使十岁小女跪央求放一女之命”，佃户们识破了他的阴谋，未能得逞。 就这样围了一天两夜多，孔毓升的儿子孔传锜在曲阜听见消息，急忙赶到泅水县。县太爷亲至现场，看“宅外俱系所堆田具”，不敢妄加镇压。又鉴于“人数众多，若再行拿办势必激变（激起佃户暴动），不成事体。”他假意指责孔毓升“办理不善”，“收粮不应多方挑剔”，不该“私自杖责，甚至板子打折。”并劝说佃户不必退佃，他深知佃户退佃会造成对封建统治阶级以及孔府更大的威胁。于是，建议孔府将孔毓升调回，借机下台。这次斗争，就这样以团结一致、针锋相对，敢于“冒犯”四品官，敢于大骂孔“圣人”的佃户们的获胜而结束。（《孔档》4140号) 孔府垮台了！ 在封建社会里，孔府户人的抗租、抗差和起义斗争，严重地打击“圣人家”，批判了孔孟之道，动摇其反动统治。但是他们的斗争也和历史上一切农民革命一样，因为没有先进阶级、先进政党的领导，还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政权，彻底批判维护封建制度的孔孟之道。这个历史任务，广大人民群众只有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下，才能真正完成。 在民主主义革命初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也一度是反孔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反对封建帝制的，在取得政权以前，他们批判了维护这个制度的孔孟之道；在取得政权之后，有些人曾经主张废祀孔、废读经，以及要把“圣人家”占有的祀田收归国有，等等。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它们的反封建斗争是不彻底的，反革命压力加大，他们也就妥协了。所以，孔府惶惑了几天，随着复辟活动接踵而来，就又重新“安富尊荣”了。 伟大的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革命的领导阶级。随着马克 ==========第31页========== 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便开始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文化战线上，鲁迅先生冲杀在最前列，向“孔家店”展开了英勇的进攻。 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全国各地，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领导下，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在农村，以湖南为中心，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破除迷信、反对旧礼教的斗争，直接指向孔孟之道所维护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其势如暴风骤雨，建树了“几干年来曾成就过的奇勋”。（《毛泽东选集》，15 一16页) 在这一革命形势影响下，一九二八年夏，曲阜爆发了反孔群众运动。“孔丘为中国第一罪人”，“打倒孔老二”，“打倒衍圣公”，“行圣公就是封建思想的代表”，“衍圣公制度是反革命制度”、“收回祭田，兴幼地方公益事业”、“收回孔林孔庙为国家公产”打倒渗无人道的衍圣公府”、“打倒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保护孔庙孔林的古迹作历史家参考”等反孔标语，贴满了曲阜的大街小巷，写满孔庙、孔林的红墙。孔府老爷们哭丧着脸说：这些口号“时有发见，防无可防，擦不胜擦”，（《孔档》8307号)发出一片无可奈何的哀鸣。 孔府的佃户、庙户，纷纷以抗租抗差的实际行动，参加了这场斗争。不少佃户公开宣称：“税银已免”，不用再拿。西岩庄，魏庄，戈山厂等官庄的佃户，七、八年拒不交纳一粒租粮，给孔府造成很大威胁，他们迭次向军阀们求救。 在这个运动中，山东第二师范革命学生起了重要作用。这所设在“圣地”的学校，原是“四氏师范”，后改为山东第二师范。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师学生借举行提灯会的机会，游行队伍高呼反孔口号，穿过孔庙，在“衍圣公府”门前集会，宣传打倒孔家店、祀田收归国有的意义。孔府的老爷们，吓得魂不附体，紧闭大门。 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师学生演出了话剧《子见南子》。南子是春秋时卫灵公的夫人，孔丘到卫国时，特地去拜见她，想通过她的关系在卫国捞到一官半职，以实现他的复辟阴谋。这个独一无二的道学家同这个举世无双的美人就在各种代表人物的纷纷议论下会见了。 这件事搬上舞台，并且又在“圣地”公演，在孔府.当时统治者以及封建遗老遗少看来，这简直是对“圣人”和“圣裔”的亵渎冒犯，不敬之至。更何况素称“人伦之表”的孔”圣人”，学生们竟把他作为丑末角色出现，这怎么得了！于是一场激烈的斗争爆发了。 当时的孔府是由孔庭族长出面，四大家族之一，所谓“圣人之后”的孔祥熙作后台，向伪省政府和伪南京政府告状。一天正式开庭，原告席上孔庭族长孔传堉、孔教会长孔繁朴等 三、四个老朽正襟危坐，而走到被告席上的，却是五、六个又说又笑毫不在乎的小学生。原来这是二师学生安排下的大闹公堂的一场斗争。他们特派不足法定年龄的附小学生（最小的仅九岁)出庭。让朝气蓬勃的小将去斗那些腐迂老朽。面对着这少见的场面，法官不知所措。那几个封建老朽直气得七窍生烟，狼狈而去。小学生闹法庭，大灭了“圣人”，“圣裔”和反动政府的威风，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 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积极支持了这场斗争。在他主编的《语丝》上，登载了十一篇有关材料，披露了事件的全部过程，揭发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圣人”子孙尊孔复古的种种丑态， ==========第32页========== 热情歌颂了青少年的革命行动。 曲阜人民的反孔斗争，一天也未曾停止过。曲阜人民的反孔斗争，汇进了全国革命的洪流。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了被压迫被剥削和被孔老二思想奴役的全国人民。曲阜人民解放了！受孔府压迫的户人解放了！ 孔府的罪恶事实告诉我们：它和全国一切贵族地主一样，残酷地压榨劳动人民。但是又和一般地主庄园不同，它以“先圣嫡裔”的独有身份，疯狂推行孔孟之道，从政治到思想到生活，对人民进行欺骗和麻痹。今天，围绕批林批孔这个中心，深入揭露孔府罪恶，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孔丘思想的虚伪性和反动性，进一步识破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被打倒了！孔府垮台了！一场空前深刻，空前广阔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在胜利行进。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不甘心它们的死亡。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象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大肆吹捧孔老二思想，极力美化儒家教义，为他们篡权复辟、倒转历史车轮制造反革命舆论。跟他们相呼应的社会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残余势力这时也跳出来，挥舞孔丘这面破旗，替林彪反党集团帮腔打气。 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批判孔孟之道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斗争任务。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反孔与尊孔的斗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阶级内容和政治内容，但都是当时阶级斗争，党派斗争的一种形式，是政治思想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尊孔复古，总是代表着倒退和复辟的没落阶级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孔孟之道，总结历史上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经验，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彻底消除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孔老二的思想，适于一切反动阶级的需要，在我国延续了几干年，它渗透到各个领域，流毒很深，影响很广。因此，批林批孔必须发动干干万万的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人人口诛笔伐。在历史上，劳动人民具有反孔斗争的光荣传统。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工农兵不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是政权的主人，而且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主人。今天，工农兵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狠批孔丘和林彪的复辟阴谋，誓将这场革命斗争进行到底。 ==========第33页==========